公車數量到底有多少仍然是個謎,還怎么改革?公眾怎么知情和監督公車改革?怎么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形勢提出建設性建議?這從側面告訴我們,公車改革只在傳統的改革語境、思路、模式之中打轉轉。
前日,在北京治堵方案的報道中,有關部門“背靠背”地發布了兩條關于公車的重大新聞。一條是北京“‘十二五’期間將重啟公務車改革”,另一條是公務車數量“很敏感”、不便回應。在新一輪公車改革漸起之際,這兩條消息在同日傳播,令人五味雜陳。
公車改革,信息公開是重要環節之一。連公車數量到底有多少仍然是個謎,還怎么改革?公眾怎么知情和監督公車改革?怎么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形勢提出建設性建議?這從側面告訴我們,公車改革只在傳統的改革語境、思路、模式之中打轉轉。因為思路決定著出路,模式則決定著改革成敗。
目前各地試行的車改,主要有三種模式,在實踐中也大多陷入改革困境。
第一種是貨幣化。按職級發放交通補貼,取消公車。這種模式,改革者的積極性最高,也能減輕財政負擔。但結果不僅導致一些官員“車補照拿公車照坐”,更因近年一些地方縣委書記一級就動輒年補8萬的車補,令公眾懷疑這是一種權力自肥。
第二種是虛擬貨幣化。取消各部門公車,建立相關公車管理機構統一調用,經費定額包干,額度逐年調整,不入個人腰包。這種模式在不少地方推行的結果,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公共財政的負擔。但這實質上是在承認現有公車體系下的一種集約化改革辦法,是決策者迫于財政壓力而不得已進行的減負式改革,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設計。
第三種是嚴格管理。什么級別配車、配什么車,都按規定來;公車什么時候用、用來干什么都受規章制約。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嚴格來說也稱不上改革,而是屬于管理范疇,最多算管理的改革創新。但在實際上這種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權力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強大力量,使有關規定規章早就被突破,再依靠權力自律收回現有福利,難于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