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月份引產”參與者共擔罪惡

　　據報道，2011年11月，懷胎已經超過七月的湖南漣源安平鎮公民龔起鳳，被當地計生干部拉到漣源市中醫院，被注射了引產針。一個不久就要降臨世間的生命變成了尸體。家屬稱，被強制引產后，無法忍受失子之痛的母親患上了精神分裂癥。

　　若非丈夫吳勇元堅持上訪，若非輿論關注，這個家庭的呻吟和吶喊，怕是要被喧囂的時代淹沒。

　　媒體揭露的細節觸目驚心：安平鎮鎮長易忠儒認為這個問題（強制引產）不需要回答，這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必須要“搞”的。一個“義務”讓他們的行為有了正義的底氣，而一個輕描淡寫的“搞”似乎揭示了此類行為不過稀松平常；面對受害者的指責，計生工作人員周海波大吼“那么多干部在場你不提，只提我，如果我工作丟了，我要找你算賬，我要以我個人的名義報復你”，在他的眼里一條人命竟然抵不上一份工作……

　　報道中當地計生考試時的一道題，更加令人齒冷：“如果一名女性大月份懷孕，到底該不該引產？”標準答案是：“雖然大月份引產會對婦女的身體和心理健康造成傷害，但計生政策是國策，這項國策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優生優育，所以我們應當堅持”。人沒了，發展還有什么意義？如此簡單的邏輯，在“標準答案”面前迅速坍塌。

　　2004年，國家人口計生委辦公廳發布《“關愛女孩行動”實施方案》，要求禁止28周以上的引產。大月份引產，既失人性，又違政策，其目的或許只在于完成當地的“指標”。

　　被強制引產的母親瘋了，當地政府、官員卻一如既往地冷漠：面對受害者的上訪，漣源市信訪辦的回復竟然是“無法證明精神疾病與被引產的因果關系”。盡管，引產與精神失常仍需更加權威的說法，但是當地政府這種冷漠和推卸，無疑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面對悲劇，法律理應讓那些人性扭曲的幫兇承擔責任、支付相應代價。

　　去年“陜西省安康大月份強制引產事件”之后，國家計生委重申“堅決杜絕大月份引產”。這是對生命的敬畏。龔起鳳被強制引產造成的悲劇，是計生工作的又一深刻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