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兒女能讀書上大學,藍田忠每年離家都擬好遺囑,從四川資陽老家回到北京房山的礦上。這一干就是8年。2010年,藍田忠和15名工友,被查出患上了塵肺病,但礦也因政策原因被關閉了。 “我認命了,但不后悔,我的命換來了娃娃們上大學的機會,至少他們不用再跟我一樣了。”說完,50歲的藍田忠,轉過頭悄悄抹淚。 (3月20日《新京報》)
藍田忠跟其他600萬塵肺病患者一樣是悲哀的,他們透支健康和生命換來的收入,可能無法為其后續的治療埋單。或許很多人沒有見過塵肺病患者晚景的悲慘,但若是目睹了他們在人生最后階段,被折騰得面目全非的樣子,恐怕很多人會驚恐萬狀,心中的陰霾也將揮之不去。塵肺病如此恐怖,然而依然擋不住一些人繼續邁進的腳步,如同蛾子撲火一樣,用生命作為代價,去換取接受教育的權利,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況如此悲愴,令人不免動容。
從最不幸之中尋找安慰的話,藍田忠還算得上幸運。畢竟用命換子女上大學的愿望得到了實現,孩子的努力與刻苦,讓其獲得了期冀中的回報,而艱難的維權成功,也可以聊以自慰。但更多抱以同樣期待的人,恐怕未能如愿,孩子不但沒有步入大學殿堂,還可能因為留守而學壞。患上了塵肺病,即便像張海超那樣“開胸驗肺”也未必能有一個好的結果。在他們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其身與心的痛苦,恐怕非旁人所能洞悉。
要獲得免受恐懼的生存,弱者就應當受到照顧,要獲得公平正義陽光的照顧,底層的艱難就應當得到重視。“窮人經濟學”和“窮人教育學”不能僅是一句動聽的口號,而要成為實實在在的措施和行動,并轉化成可以感知的成果。
我們有理由相信,假若社會救濟再健全一點,教育資源再公平一點,底層向上的路徑不是如此艱難而逼仄,誰又會拿生命去換不可知的未來呢?“拿命換兒女上大學”的悲愴之處在于,健康和生命的損失是可以預知的風險,而上大學的前景卻難以預料,以一種近乎于賭徒的心態,去進行人生的抉擇,這更是一個社會的悲哀。
假若教育補助更健全一點,每一個人都有平等上學的權利,“上得起學”和“上得好學”都能做得更好一點,不再為學費而愁的人,恐怕也不會如此義無反顧;假若勞動保護更健全一點,勞動權益獲得更多的保護,罹患塵肺病的機會更少一點,“拿命換兒女上大學”就不會成為痛苦的源泉;假若社會的公平更多一點,成功和成長的機會更多一點,階層固化不再根深蒂固,讀大學不再成為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也不會逼得弱者拿命去換取。
只有在資源化生存的社會里,拼爹游戲成為一種可怕的潛規則,有關系的利用關系,有金錢的利用金錢,無資源可拼的窮人,窮得只剩“命”的弱者,才會如此堅定而決絕,才會如此悲愴而悲涼。或許,對于窮人們來說,有限的救助并不是他們最大的期盼,渴望一個公平的環境,更有機會參與平等的博弈,讓自己的權利獲得足夠的保障,才是最急待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