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部長陳竺1月7日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指出,近年來盡管采取了多種措施,但衛生總費用和人均醫療費用上升較快的勢頭沒有得到扭轉,“看病貴”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目前居民醫藥費用負擔仍然較重。他表示,要鞏固和完善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和醫療機構運行新機制,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水平和效率(1月8日《河南商報》)。
“居民醫藥費用負擔仍然較重”,道出了許多民眾的心聲,反映了客觀存在的問題,體現了難能可貴的清醒。猶記得去年6月,國務院醫改辦起草的《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三年總結報告》指出,新一輪醫改已如期全面完成各項改革任務,“交出了一份惠及全民的中國答卷”。
新醫改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否“全面完成各項改革任務”值得商榷。一個簡單的道理是,醫改啟動了并不等于完成了,方案出臺了并不等于貫徹了,文件下發了并不等于落實了……不能以出臺了多少方案、下發了多少文件來斷定醫改任務全面完成,更不能只看到成績而忽視問題。現在陳竺部長坦言“居民醫藥費用負擔仍然較重”,指出了新醫改的最大問題,也相當于表明新醫改遠未“全面完成”,依然任重道遠。
造成“居民醫藥費用負擔仍然較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因為新醫改的諸多政策措施沒有全面落到實處,也因為新醫改的政策措施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就藥費負擔而言,雖然醫保范圍內報銷比例達到75%,但由于報銷目錄外用藥未得到控制,患者用藥實際報銷比例只有50%甚至更低;雖然一些醫院名義上取消了藥品加成,但據《中國青年報》去年報道,基本藥物在基層醫療機構被加價出售的情況仍普遍存在,100%的加價率不稀奇,甚至700%的加價率也會出現。
就“醫費”負擔而言,取消藥品加成后,“醫價”隨之提高,一些醫院更加熱衷于大處方、大檢查、過度醫療,增加了患者負擔。雖然“總額預付制”意在防止這一弊端,但卻導致了另一弊端:比如,河北省保定市在推行“總額預付制”過程中,出現了公立醫院限收、拒收職工醫保病人的情況,致使很多職工醫保病人住不上院,或者被迫自費住院。
任何改革本質上都是利益調整,醫改也不例外。要減輕民眾的醫藥負擔,讓民眾獲利,政府就得讓利,即增加醫藥衛生方面的財政支出。然而在有些地方,醫院卻把醫改當成大撈一筆的契機,地方政府也趁機“卸包袱”,不愿增加醫療支出,對醫院的財政補貼甚至不增反減。
比如,江蘇省蘇州市醫改醫院取消藥品加成后,卻在當地政府部門的主導下要求藥商按銷售額5%到20%的比例“返點”,原因即在于政府對醫院的財政撥款不足。政府不加大投入,醫改無論怎樣改都不可能改好,民眾的醫藥負擔不可能減輕,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正如陳竺部長所言,要“確保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足額及時到位”,但如何“確保”,并非衛生部更非各級衛生部門說了算。
新一輪醫改致力于醫療服務公益化,將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作為改革目標。對于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而言,這樣的改革目標很宏大,實施起來很困難,不可能出臺幾個方案、下發幾個文件就能完成。
“居民醫藥費用負擔仍然較重”是可貴的清醒,更是響亮的提醒。只有正視醫改中存在的問題,才有望以更大的決心、更有力的舉措繼續推進改革,不辜負民眾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