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用一個詞來概括年輕人的情緒,10年前大概還是“憂傷”, 10年后的今天,“憂傷”已被“焦慮”替代,年輕人集體焦慮于物質、生存、身份、職場等各種壓力。于是,在各大門戶網站、論壇、微博上,各式各樣的“哭窮帖”此起彼伏。比如,“月薪1萬才配談戀愛”、“兩房一車才敢結婚”等類似“哭窮帖”都曾激起網民熱議。
面對呼嘯而來的生存和競爭壓力,房子、車子這些物質元素,被當下社會中的年輕人或主動或被動地扛在了身上。相對于詩意的精神“憂傷”,如今年輕人的“焦慮”反而現實了很多。瀏覽那些“哭窮帖”、“焦慮帖”,其中不乏“矯情之說”。比如,一家銀行員工抱怨說,年薪20萬元在北京的生活壓力依然很大,依然活在社會最底層。雖說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透支著人們的生活成本,但與真正生活在底層的年輕人相比,年薪20萬元還“裝苦哭窮”,不免矯情。
雖說如此,但一些媒體和輿論似乎很鐘情這樣的帖子,并愿意為之提供繼續發酵的空間。各式各樣的“哭窮帖”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年輕人生活的艱辛,可在感嘆“謀生不易”的背后,不知道“焦慮”的年輕人有沒有想過,這許多的壓力與期望值過大、欲求不滿有沒有關系?
當下,年輕人表達焦慮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慣性”。去年中秋,我旁聽“理想國”舉辦的一場文化沙龍,當有人訴說焦慮時,梁文道現身說法:“我到現在沒有房子也沒有車子,舒國治(臺灣作家)也沒有,我們死了嗎?沒有,我們活得好好的。我們不覺得這是問題。女朋友愛房子車子多于愛你,干嘛要和她在一起?”梁文道還說,盡管現實不容易,但我們仍然可以有“抗壓力”。
應當承認現實環境下,年輕人確實面臨各種各樣的生活壓力,但同樣不能忽視他們“抗壓”能力的減弱。其實,每一代人都面臨不同的社會環境,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壓力。比如現在的年輕人,需要應對就業難,可他們的“前輩”,可能在讀大學之前就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可見,來自社會環境的壓力從來都有,只不過,不同時代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應對而已。
不得不說,一定程度上,輿論有意無意地放大了年輕人的焦慮,并對之“推波助瀾”。記得“房奴”一詞流行之時,一些媒體便極盡所能地為年輕人總結生活中的各種“奴”:從房奴到車奴,從車奴到卡奴,再從卡奴到孩奴,各種各樣的“奴”悄然上位,似乎“無奴不青年”成了當下社會的真實寫照。
可是,這些“奴”真的都是現實所迫嗎?非也,很多“奴”其實是媒體創造出來的。比如“孩奴”。有媒體為了“證實”它的存在,熱炒《80后準媽媽怕生子后成“孩奴”患上憂郁癥》的網帖,卻選擇性地忽略了“80后”為何會淪為“孩奴”。于是,“孩奴”們一邊表達著沉痛的焦慮,一邊又和社會聯合制造著“嬰兒花錢機器”。在他們心中,嬰幼兒用品絕對是要“精細”劃分的,喝水和吃飯的勺子要分開,安撫奶嘴也要分成鴨舌形的和拇指形的,寶寶喝水要用溫度計量水溫,喝水杯要用專用的練習杯。堪稱“育霸”式的育兒模式,已經將養育孩子演繹成了一種高消費的奢侈攀比,又怎能不“孩奴”?如此這般被“奴”,是心甘情愿還是迫不得已?媒體之所以放大年輕父母的焦慮,大概是因為這個“奴”字實在太抓人眼球了。
當“焦慮”成為年輕人的“口頭禪”時,它未必全部與社會不公有關,它或許與媒體對焦慮的放大有關。不妨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18歲本已成年,但在一些新聞報道中,18歲的年輕人,依然是未成年的“男孩”。有這般“精神寵愛”,年輕人的“抗壓力”又怎能不減弱?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壓力,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情緒。“憂傷”不再,“焦慮”卻如影隨形,這或許就是對當下年輕人的真實寫照。不是說年輕人不該焦慮或者不能焦慮,而是我們應當知道,“焦慮”本身也是心理不太成熟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