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政協委員范松青提交了一份提案,他希望在通貨膨脹抑制了居民合理消費增長的情況下,由政府向市民直接發放或補貼1000元消費券,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1月8日《南方日報》)
此前,素有“批評經濟學家”之稱的許小年、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都曾指出,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中國經濟調整、拉動內需的核心問題。他們都想通過以國資的力量來強化百姓的社保,解除百姓的后顧之憂來推動消費;而直接發紅包雖然方式不同,但是“以國資富民來拉動內需”的思路是一致的。
早在2008年11月,對于當時“各省市投資總額超過10萬億,遠高于中央4萬億”的建設熱潮,筆者就曾擔心,很多投資延續舊思路,很容易產生新一輪的“投資大躍進”;再則把投資過多投向基本建設,而涉及民生的保障水平、公平訴求等社會工程不予在意,不僅不利于對“內需救經濟”的有效挖掘,而且存在社會問題累積的隱患。如今,經濟學家和政協委員的建議,讓人們看到了國資效用最大化的“優勢比較”新思路,非常值得重視。
這個思路不僅可以從消費一端傳導需求信息,向上刺激經濟發展,還可以以此調整分配關系,解決一部分社會問題。尤其一定程度上解決被廣為詬病的公平訴求——通過派發全民紅包,改變社會資源分配中的“馬太效應”。盡管這種改變尚顯微不足道,但總比不做要好。
肯定上述“新思路”,并不等于贊同倉促推出。紅包發給誰?怎么發?又是一個在解決公平時面臨的另一層公平問題。給全民派發紅包這件事,應該作為調整國有資產發揮效用的手段來認識,建議本身的善意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