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山東省泰山小動物保護協會的會長,徐文對于在京哈高速公路救狗事件中被巨資買下的500多條狗的未來命運頗為擔憂。徐文認為:這些狗都患有不同問題的病癥,5年之內,它們將耗費上千萬元的資金。(4月26日《山東商報》)
10天前,京哈高速公路上救狗的一幕還歷歷在目,數百名志愿者參加救援,許多明星紛紛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500只狗狗的生命爭取希望,更有甚者直接趕赴現場。經過15個小時的僵持,最終由一家網站和一個基金會出資11.5萬元將整車狗買下。
救狗的時候人們爭先恐后,但是人們可能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處理這些狗。隨著事件的發展,專家站出來表示,治療狗的資金可能耗費上千萬,許多志愿者甚至懷疑,自己是被一家網站所利用,成了別人宣傳與牟利的工具。
人們充滿愛心,對弱勢群體、小動物友愛有嘉,這當然值得提倡,但是愛心泛濫就另當別論。我們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2008年一名自稱“鄭俊”的青年男子冒充“汶川映秀鎮災民”,頻頻亮相各大慈善公益活動,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博得了無數同情;前不久,蘇紫紫事件,一時又掀起人們的眼淚無數……可是塵埃落定之后,真相總讓我們無言以對。
為何人們總是被這些事件所感動,為何一聽弱勢群體、被傷害這些詞組,就會迅速放棄理性、分析,一窩蜂式地走向支持、同情的一方呢?這種時候,理性又為何總要退居二線呢?
這不排除,現實中人們感受到很多委屈、悲傷,由于個人力量不足以對抗堅硬的現實,所以,當網絡上出現一個典型的由“弱勢代表”時,人們感同身受,自然會站到同情他、她或者它的一邊。
這些人迅速集結,會在網絡上形成一個強大的聲音,這種聲音在群體的庇護下,又會變得激動、勇敢而堅決。他們往往對其他聲音形成道德“圍攻”,迅速淹沒異己之音。就像網友于峰表示的那樣,“當時我并不贊成直接救下這些狗來,因為救下它們并不難,難就難在該如何為它們尋找一個未來。”遺憾的是,這種理性的聲音在現場卻很難得到支持和回應,于峰剛說了幾句就引來一堆白眼。
塞奇·莫斯科維奇在《群氓的時代》中寫道,“群體心理學家們認為,群體在智力方面缺乏創造能力……這是因為當所有個體融入到群體中時,其個人才智就被削弱了,對現實的敏感性也變得麻木。”
希望下一次,當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時候,人們會撇除偏見、執拗于情緒,真正地理性、慎重地思考一下,而不要再一窩蜂式地去表達愛心,非理性的表達愛心,往往會讓愛心受傷。(中國臺灣網網友:陳小二)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臺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