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不受約束的公務接待潛規則,上級領導怎敢心安理得地享用下級奉上的“公款游”?禹相杰又何以落得“雞飛蛋打”的結局?倘不是那三條沉重的人命,禹相杰駕公車陪領導到景區游玩一事,會不會湮沒于屢見不鮮的公務接待之中?
提起公務接待,每年巨額的“三公消費”,向來是公眾心頭的巨大隱痛。而經媒體披露的山西平遙縣的公務接待,更為觸目驚心的公款消費腐敗提供了現實注腳。平遙古城一年“公務接待”近10萬人次,僅門票一項就少收入1200多萬,接待費用保守估計也在千萬元以上。
我想到前不久一個新聞。新西蘭房屋部長希特利,這個一度被民眾視為抑制房價有功的“功臣”,僅僅因為拿公務接待卡刷了約1000新西蘭元(按匯率相當于人民幣5287 元),為自己購買了兩瓶酒,結果卻未能逃過審計員的眼睛,還引發公眾游行。最終希特利不僅補齊了費用,丟掉了官帽,還可能面臨牢獄之災。
希特利的違法沒有“后悔藥”,這才是真正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更主要的是,他公飽私囊的蛛絲馬跡,未能逃過審計員的“火眼金睛”,而廣大民眾也無絲毫寬限之意。某種意義上,正是民眾對公帑腐敗的“零容忍”,得以促使審計制度始終保持“高壓”的嚴謹態勢。
我覺得,現有監督機制對公務接待腐敗問題的“內部曝光”已缺乏可能。從公務接待腐敗表現來看,現有監督制度本身聽命于公務接待潛規則的受惠者,即要么是上級領導,要么是同級領導。要想監督制度發力,就必須打破這種利益關聯鏈條,一方面從預算源頭箍緊龍頭,另一方面積極強化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的第三方監督。特別是,對公務接待腐敗始終保持高壓態勢,而不是僅有象征意義的“停職檢查”。(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