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初步測算,2012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為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其中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二季度環比增長1.8%。此前經濟學家普遍預期,中國第二季度GDP增速或將從第一季度的8.1%降至7.6%,成為2009年第一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新華網7月13日)
回顧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走過的路,3年來首次低于8%的深層意義,還是具有很強探究價值的。毫無疑問,跌破8%是主動調整的結果,房地產行業調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因此,數據意義上的“跌破”,與主動調整的行為,應該作為一個“輕增速,重質量”的積極信號來看待。
其實,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類似轉變發展模式的思想,在新中國建立之后就在不斷提出。在“九五”計劃中,就曾經明確提出“要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這些觀念和提法對于實際的發展模式,并沒有發揮明顯的導向作用。甚至可以說,現實中的發展模式與理想發展模式之間的距離,一直沒有實質縮小。
就全國而言,宏觀部署與地方層面上的微觀機制并不總是一致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核心在于技術與管理的創新。而提高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調整利益關系才能持續發展這樣的道理,站在全社會的角度上說誰都懂,但是在一個具體的地方,或具體的攤子面前,邏輯往往就不是這樣了。
假如有一筆資金,是將其投入到一個粗放型的經濟項目上去還是投入到環保項目上去?很明顯,前者可以短期出政績,有財政收入,后者就不可能有立竿見影的收益。同樣有一筆錢,是將其投入到一個經濟項目上去,還是投入到農村義務教育上去?同樣明顯,前者可以很快帶來重要的財政收入,而后者得到的只是潛在的未來收益。因此,越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兩者的不一致就越是突出。站在這樣的基點上,再來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什么難,不能不說其背后的最大阻礙,在于始終走不出困擾各級政府多年的“知行無法統一” 難題,在于沒有把多年來的宏觀邏輯轉化為微觀機制。
地方官員為什么做不到“知行統一”?涉及許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政績觀的強硬作用。幾十年來,GDP的增長速度是一個幾乎壓倒一切的指標。為了追求這個指標,大上、快上項目成了官員的首選,效益、環境、社會問題,都只能為其讓路。盡管近年來,提出了新政績觀,但在實際工作中,經濟增長、經濟實力等,仍然是評價官員最重要的甚至是最硬的指標。
如果在科技與管理創新、能源利用效果、內需市場擴張等發展質量層面有了可喜的提升,GDP增速跌破8%當然不足為慮,沒什么好怕的。 (馬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