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更加合理的工資、更良好的工作條件、更完善的福利和保障,已成為新形勢下企業吸納工人的必要條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用工荒”似乎已經成為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原因何在?面對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應當做出怎樣的政策調整以順利實現產業升級呢?
一般認為,“用工荒”實際上是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結束的直接體現。由于過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總量規模躍居世界第二,就業機會越來越多。據測算,如果第二、第三產業能保持10%左右的增長速度,近幾年還可能年均創造2000多萬個新的就業崗位。由此可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帶來了對勞動力的旺盛需求。
但與此同時,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形勢正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而發生急劇變化。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迅速下降。例如,2007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就由前一年的1491萬,大幅下降至894萬。據預測,2017年前后,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首次出現負值。
勞動力市場供求數量的變化,使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在就業及工資決定中的談判地位發生了明顯變化。企業必須付出更高的工資,才能滿足其對勞動力的需求。于是我們看到,農民工的工資一改過去多年的狀況,開始不斷上漲。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企業給工人漲工資是應對“用工荒”的必然,但從宏觀層面看,工資上漲并不能徹底改變勞動力供求的基本格局。唯有改變技術類型、提高產品和服務增加值,企業才能獲得更為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毋庸諱言,工資持續上漲會帶來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對目前我國大量存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勞動力成本上升所產生的影響尤甚。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農民工工資是在多年維持低水平情況下上漲的。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時代,農民工工資水平并不取決于生產率。由于大量的人沒有就業機會,生存工資決定了農民工所能獲得的收入。從這個意義上看,目前農民工工資上漲,是向貢獻和生產率的合理回歸。
其次,大家比較關心的是,農民工的工資上漲是否會推動價格水平的普遍上升。應該說,如果伴隨農民工的工資上漲,勞動生產率也在提升,那么企業可以不把上升的勞動力成本轉移到產品價格上去。即便勞動生產率沒有明顯提升,現階段農民工工資上漲尚處于向邊際生產率回歸的階段,大體還是一種合理的調整與分享。
無疑,從生產要素市場來看,工資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改變了資本和勞動這兩種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關系。也就是說,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使企業使用勞動越來越昂貴,使用資本反倒顯得便宜。在價格信號的激勵下,一些企業會傾向于多使用資本,以替代勞動的投入。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產業升級過程。
不過,勞動力價格上漲只是為企業改變技術類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外在壓力。要確保產業升級順利實現,還需要其他條件,特別是政府的政策配合。
具體來看,產業結構升級意味著同樣的勞動力投入需要使用更多的資本、知識和技術,同時對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人力資本投資很大程度上無法在企業內部完成,這就要求公共支出的傾斜與重視。考慮到工資上漲帶來勞動力市場的活躍,會增加人們主動放棄培訓的可能性。因此,政府部門有必要加大對基礎教育、職業教育等的直接補貼,通過深化改革提升人力資本的投資質量和效益,迎接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偉大挑戰。
此外,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逐漸降低的大趨勢下,企業需要通過創新,增加產品附加值,獲得新的利潤源泉。然而,創新只有在適宜的經濟環境下,才能真正轉化成利潤。例如,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是鼓勵創新、保護企業合理利潤的有效手段。如果說,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盡可能多地創造就業崗位是中國經濟跳出“貧困陷阱”的歷史選擇,那么當超越“劉易斯轉折點”(即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時,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創新就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這是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保障。(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所研究員 都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