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為此，光明智庫、光明網聯合邀請相關智庫專家，錄制“‘一帶一路’光明談”系列視頻訪談，側重從文化視角對“一帶一路”建設進行解讀。訪談文章和視頻將在光明網、光明日報客戶端、光明日報官方微信公眾號等持續推出，并在光明日報《智庫》版開辟同題專欄，摘錄精華觀點。具體實施由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光明網理論部負責。

　　【“一帶一路”光明談③】　 

　　架設通向沿線國家民眾內心的語言之橋 

　　——“一帶一路”光明談之語情研究 

　　　　本期導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使用語言多樣，如果語言不通那么文化難以相通，文化不通則很難民心相連。我們必須要加強語言溝通交流，用理解、包容之語，搭建“民心相通”之橋。“一帶一路”光明談本期邀請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國家語委原副主任李宇明和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周洪波，圍繞“一帶一路”進程中的語言問題進行討論、提出建議。 

　　主持人：解析“一帶一路”建設圖景，聆聽智庫專家睿智之言。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由光明智庫、光明網聯合推出的系列訪談節目“一帶一路”光明談，我是光明日報社記者張勝。

　　語言，即思想之舟楫，文化之橋梁，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先前隊和助推器。語言交流是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曼德拉曾說：用理解之語溝通，印入腦海；用鄉音之語交流，刻在心田。語言是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鑰匙，是“一帶一路”朋友圈獲得理解、有效溝通、擴大交流的紐帶。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如何架設語言之橋，鋪就通向沿線國家民眾心中的光明之路？本期特邀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國家語委原副主任李宇明教授和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周洪波先生兩位專家，一同為我們擘畫“一帶一路”建設的語言版圖，思考如何用理解之語溝通，讓“一帶一路”上的廣大民眾更好地了解人文的中國、開放的中國、包容的中國。

　　“‘一帶一路’，語言鋪路” 

　　主持人：各位網友可以看到，我手里有一本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國情手冊》，這本書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呈現了“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的語言狀況。每個國家的語言國情描寫當中，還專設了“語言服務”一節，介紹了我國關于語言人才的培養情況和該國關于漢語人才以及漢語專業的開設情況。當然，這只是此類圖書中的一個代表，我們看到，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此類工具書已經陸續出現、不可或缺。請問李宇明教授，作為語言研究的專家、語言類高等院校的負責人，您是如何看待語言研究對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意義的呢？

　　李宇明：“一帶一路”可以概括為“五通”，最重要的還是人心相通。在“五通”里面，都必須有語言的互通，比如政策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看起來道路、貿易、資金，它們本身不會說話，實際上要把路修起來、貨跑起來、資金流動起來，都需要人，有人就需要語言。如果我們用一般的語言來溝通的話，主要只能說事，而能夠用有感情的語言去說話，那就能夠通情。所以表情達意，語言是最好的工具。“一帶一路”實現互聯互通，基礎應該是語言互通。

　　主持人：周洪波先生是這本書出版方的負責人，請您介紹一下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過程，以及為什么會對語言和“一帶一路”的關系如此的重視呢？

　　周洪波：這本書主要是由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和江蘇省語委辦策劃，江蘇師范大學語言能力協同創新中心來編寫的。出版這本書是想要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語言狀況。說實話，我們以前對這些內容了解很少。我記得2015年看到李書記的《“一帶一路”語言鋪路》這篇文章，實際上把語言跟“一帶一路”完全地對接起來。事實上，語言不通，很難文化相通，如果文化不通的話，不可能達到民心相通，這其實是一環一環地套起來的。

　　主持人：據粗略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語或國家通用語言有近50種，算上這一區域民族或部落用語，重要者不下200種，相比之下，國內相關語言人才不足，缺少大量具有國際化管理水平和跨文化能力，熟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策、法律制度和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的復合型人才，已經成為制約“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大瓶頸。請問兩位專家，能否簡單介紹一下，這種對沿線國家語言研究的相對滯后，給我們“一帶一路”建設、我們中國企業走出去以及跨文化交流帶來了什么樣的障礙？有什么樣的突出表現和難題呢？

　　李宇明：語言不通的話，語言附帶的各種信息，獲取起來就比較困難。也許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比較大的語種，像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等，獲取一些信息，但是這樣的信息，第一很有限，第二也是偏頗的，是別人過濾過的。要想得到真正的信息，就有困難。重要的信息，比如說法律信息、經濟信息、文化信息，如果不能夠用“一帶一路”本土國家的語言來獲取的話，這個缺陷是非常大的。

　　從信息交流方面，如果我們對別人的語言不太熟悉，我們很難用別人的語言來發布信息，只能轉個彎。這樣的交流實際上是非常麻煩的，影響我們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所以看起來，我們語言不通，或者語言研究比較少，是個語言問題，實際上更重要是信息問題、合作問題。“一帶一路”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的是要把中國的“一帶一路”想法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規劃有機地對接起來。語言的溝通、高級語言人才的培養，看起來是個語言問題，實際上制約著我們在“一帶一路”這條路上走得快還是走得慢，走得好還是走得不好，走得遠還是走不遠。

　　周洪波：說到這個話題，我這里有一個案例，顯示出語言人才的重要。我們這幾年在研發漢語圖解詞典項目。第一批做了45個語種，第二批做15個語種，我們現在正在做第三批，再做20個語種，等于我們這樣做下來可能就是80個語種，基本上囊括了“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的語言的入門內容。

　　但是我們操作起來就很難，特別是第三批。這些語種，好多我們都沒有太聽說過，特別是非洲的一些小語種，我們要去做這個語種雙語的產品，那只有一種路子，就是通過各種路徑找熟悉這個語種的人，有的可能是借助于一些留學生，或者是借助于正在讀這個語種的碩士研究生，這樣才能夠把這個項目的翻譯工作完成。所以現在看來， “一帶一路”沿線的這些語種的翻譯人才如此稀缺，“五通”難度就更大了。

　　把外語教育納入“一帶一路”大視野 

　　主持人：進行有效的溝通，才能進行有機的對接。剛才二位專家指出了語言研究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當前我們對于沿線國家語言研究滯后性的一些突出表現。請問二位，針對這些難題和不足，我國當前“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當中，有哪些突出的亮點？同時還存在哪些亟待改進的地方呢？

　　李宇明：我們在“一帶一路”上行走，行囊里邊最缺乏的東西之一就是語言。語言人才，不同于一般的翻譯，不是僅僅能夠說話就行，更重要的還要有“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歷史知識、地域知識、政治知識、風土人情知識等。所以實際上培養的是國際化人才，而不完全是語言人才。我們國家有很多部門，也制定了很多指導性的文件，對“一帶一路”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相對來說，關于語言服務、語言人才的培養，這方面的論述、指導性意見還是少了點。

　　所以，首先，我們應該有頂層設計，來規劃我們國家外語語種的發展，當然其中也包括跨國跨境的語言，比如說朝鮮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等。這些語言既是中國的語言，也是我們鄰居的語言，應該有個好的語言發展規劃。

　　其次，需要對我們的國情進行了解，我們究竟有多少語言人才？雖然我們國家已經完成了六次人口普查，但是沒有關于語言情況的普查。雖然我們是一個外語學習的大國，但是這些語言，國家并沒有掌握起來，需要用的時候，不知道這些人才分布在哪里。所以我建議，應該把語言人才的普查掌握起來，建立全國的語言人才庫。

　　再次，語言服務需要市場。到今天為止，我們沒有建立語言服務市場，我們只知道到大學里邊去找。但是大學也找不到語言服務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這中間需要有市場來對接、來調節。

　　最后，要通過各種信息化的手段來進行“一帶一路”的信息咨詢、語言服務。因此，應該搭建語言信息服務平臺，把各種信息，通過網絡、通過智能手機，分發到需要者手里。

　　我們現在議得比較多，重視比較多，但是行動起來有很多時候屬于情況不明，有點盲人摸象的感覺。所以怎么樣提供信息服務、語言服務，應該有國家頂層設計，各個部門齊心參與，共同把這一人類的偉大事業做好。

　　周洪波：剛才李書記說到，要在人口調查中植入語言元素的調查。我最近收到一篇文章，就是專門介紹海外一些國家的。他們實際上在做人口普查的時候，已經把語言作為一個重要的元素在里邊植入，已經有一些很具體的數據，而且這些數據是跟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這點值得借鑒。“一帶一路”語言人才培養要雙管齊下，一方面是我們國家對各種語種人才的培養，另一方面我們要在當地國家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來教學。我們可能更多的是通過它的本地的居民，把漢語當做第二語言來教學，這樣可能收到的效果會更好，而且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為此，我建議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進行教學作為今后“一帶一路”的語言人才培養規劃的重點方向。

　　李宇明：外語教育不僅僅是教育問題，更重要的是國家需求、國家戰略。所以應由多個部門聯合來考慮，比如應該發展哪些語種，如何進行課程建設、選擇人才培養的模式等一系列問題。對于外語學習，我們過去主要是聽說讀寫，這是語言技能的訓練。但是現在，恐怕光靠語言技能已經不夠了，怎么樣培養這種既懂外語，又了解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情況的復合型人才，是一個新的發展方向。為此，需要把外語教育納入到國家戰略，納入到“一帶一路”宏觀發展上來考慮。

　　周洪波：我們怎么樣把“一帶一路”上的成功案例、動聽故事講給外國人？我們今年在《漢語世界》刊物專門開設“探路者”欄目，用外國人的視角，用地道的英語，來講述“一帶一路”上普通人的故事。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老百姓對“一帶一路”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我們怎么樣用通俗的方式，讓老百姓對“一帶一路”有個真實的感覺？央視有個《數說命運共同體》節目，用數據來說話。我們組織編寫了本《數說“一帶一路”》，把很多無形的內容用數據有形地表現出來，讓對“一帶一路”更接地氣。

　　激發中華文化魅力，更好實現中外語言合作 

　　主持人：架設“一帶一路”的語言之橋，要注重統一標準，明確規則。不少學者在倡議發出的早期，就提出各種概念的中外翻譯，應當遵循不同文化的使用習慣，特別要注意讓更多的人明白曉暢、讓語言表達得體順眼。舉個例子，對于“一帶一路”這個詞組的標準譯法，就存在過不同的版本。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關于“一帶一路”的術語研究、有關術語的使用以及翻譯的原則等方面，具體有何進展呢？

　　周洪波：在“一帶一路”的語言轉換過程中，中外合作是解決問題的重要抓手。要讓老外翻，首先他要理解我們的內容，要準確地理解，中方的作用就會很大；要傳遞到海外去，就用外國人的思維方式、話語方式，所以要經過老外的這樣一道“工序”。

　　李宇明：這些年來，國家非常重視術語的外譯問題，很多部門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進行了很多科學研究。這說明，大家普遍認識到術語的外譯問題，是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念能否為世界人民更好了解的重要舉措。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路途中，我們從國外語言里面吸收了大量的詞匯。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數學、物理。為什么這些翻得好，是因為很多是中國人翻譯的。而我們現在的外譯，如果光靠中國人把中國的概念翻出去，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應該借助國外的朋友，讓他們參與到中外文化外譯的活動當中，來實現中外合作。

　　語言活動是一個實踐活動，要重視長期的實踐過程，不要急功近利，而是要在這個時間過程中慢慢遴選，有一些好的就沉淀下來了，保持下來了，有一些一開始翻譯別人不懂的，慢慢在實踐中就懂了。在外譯過程當中，實際上最終還是中華文化能不能有魅力的問題。中華文化外譯，既要有中外合作方能夠符合外國語言使用者的習慣，也要在實踐當中慢慢去摸索遴選，更重要的是展現中華文化的創造力和吸引力。當我們走在前面，我們的文化是別人向往的，他們就會主動地配合，這樣也許最終能夠解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問題。

　　發揮高校智庫功用，匯聚世界語言資源 

　　主持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高校責無旁貸，請問李宇明教授，如何更好地發揮高校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的特殊作用？特別是高校聚合思想、培養人才、使用國內外優秀的校友資源這方面，應當如何突出呢？

　　李宇明：這些年來，作為高校的一位工作者，我們也在認真思考，高校能夠在“一帶一路”進展當中發揮哪些作用.現在看起來，高校也應該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軍。

　　第一，高校最重要的是智庫作用，因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人才，80%以上集中在高校。外語人才也主要在高校，特別是有研究水平的外語人才，這些人才決定了高校應該成為“一帶一路”智庫建設的主力。跟社會上其它智庫比起來，高校智庫最大的特點是有學科背景。它是根據學科學術規律來做智庫建議的，不是簡單地解釋政策，可以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待“一帶一路”的發展。

　　第二，高校的校友特別多，這些校友分布在各個領域。中國的高等教育支撐了中國改革發展的這一偉大的使命。有了這些人才，才能夠把“一帶一路”方方面面的事情做好。那么人才怎么培養？高校的作用很重要，當然責任也很大。

　　第三，就是國際合作研究，“一帶一路”必然不能是中國唱獨角戲，它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國際合作的典范。在這個合作當中，高校本身就有跟世界上各個高校合作的前提條件，而且高校的合作，別人還容易接受。這樣合作的研究的成果，也就更容易發揮比較大的作用。

　　第四，關于語言人才的培養，制定和實現國家的“一帶一路”語言規劃責無旁貸。因為我們國家基本上外語培養和外語人才主要在高校。當然高校發揮作用，怎么樣眼光能夠從學校的圍墻里面，看到學校的圍墻外面，怎么樣更多地參與國家的發展，國家建設。同時，我們課程還是比較陳舊了一點，大學課程有一定的相對穩固性是好的，但是如果穩固到比較保守，不能夠適應“一帶一路”的發展，這樣可能問題就比較大。所以人才培養模式，課程改革，科學研究的選題等等我們高校也在考慮，怎么樣去適應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的形勢。

　　在“一帶一路”發展的過程當中，高校既有很重要的責任，要完成很重要的使命，但是我們的改革，特別是在一流大學、一流學科的創建當中，怎么樣能夠服務“一帶一路”，也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主持人：2016年7月，北京語言大學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揭牌，據我們初步了解，該中心將著力建設以語言資源庫、語言文化博物館、和語言通的智能服務三大工程為基礎，立足北京，輻射全國，放眼全球，及科研、創新、學科孵化、產業培養、人才會聚與培養，國際交流與合作為一體的綜合性的創新平臺。請李教授來介紹一下這個中心的特色定位，以及中心開展的首批項目的進展情況。

　　李宇明：建設北京語言大學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我們最重要的理念是把語言看作資源，實際上除了語言的人才培養是資源之外，語言本身也是人類重要的資源。我們的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用比較長遠的時間，把人類的語言資源都能夠聚集起來。現在全人類大概有7000來種語言，當然有些語言很小，很快本世紀大概有90%的語言要消亡，所以人類的語言面臨著很大的危險。

　　從一個對人類負責的大國來看，需要對人類的語言進行保存、保護、開發、利用。計算機語言智能的發展，過去主要是用規則的辦法來教計算機學會人類的語言，現在，更重要的是讓計算機，通過大量的這些語料訓練來獲取智能。AlphaGO之所以跟人類下棋能夠下過人類，實際上將來機器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可能會超越人類，那么我們所感興趣的是中國在什么時候能夠讓計算機語言理解，能夠獲取中國在這方面的話語權。這個中心雖然叫中國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實際上我們要發展的專業，是語言資源與語言智能，更重要的不僅是要把這些資源聚集下來，更需要把這些資源將來能夠讓計算機能夠從里面獲取語言知識，文化知識和其它相關的知識。

　　當前，我們主要做的是“一帶一路”上急需的這些語種的積累和計算機訓練，包括實現簡單的翻譯系統，及其人工智能等。我們提出，要頂天立地。所謂頂天，我們就是要為中國的明天的科學技術的發展，要做出中國的貢獻。所謂立地，就是要推進現實語言生活的發展，服務現實語言生活，包括“一帶一路”，也包括現在中國的語言生活的需求。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是全世界各個國家，他們的語言狀況和語言政策的研究不僅關注他們的母語政策，我們特別還關注它的外語政策，因為漢語在他們那邊也等于是外語，從而促進漢語在全世界理性地傳播。實際上這些方面可能也是一種開創性的工作。

　　我們長遠的目標，是想做一個能夠記錄全人類語言的詞匯表，或者是意義表，這個科研成果呢，如果做下來的時候，我們能夠希望通過這個表，把全世界的各種概念，各種意義記錄下來。總之，我們這個中心，現在得到了國內和國際上很多專家的支持，我們下一步希望有國外留學生能夠加入到這個學術隊伍，通過用中國的語言保護的這些理論和技術，希望這個留學生能夠把自己的語言記錄下來，能夠回到他們國家之后，長期地開展本地的語言研究，并跟我們合作，通過中國的學術走出去，來匯聚世界語言資源。

　　我們除了語言資源和語言智能之外，我們還想建語言文化博物館，語言文字這么重要，但是中國語言文字的博物館非常少。中國是語言資源的大國，中國有130種左右的語言，也有很多文字，但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方面的博物館太少，我們可能現在主要做線上的，有機會希望能夠成立線下的語言博物館的聯盟。

　　今年北京市正在籌辦語言博覽會，我們希望中國在語言博覽會方面也能夠發揮大的作用，包括圖書出版，書法藝術，中華文化，也包括各種信息處理的軟件等等。語言博物館和語言博覽會，我們高精尖中心也在支持，但是這個工作絕對不是一所大學所能完成的，需要大家齊心協力地支持。我們希望全世界有志于此的人，都來支持我們。

　　周洪波：一般理解的語言成果，就是一些學術論文。北京語言大學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打造的語言資源庫、語言文化博物館和語言通這個智能產品，讓我感覺到震撼，實際上它已經從書齋象牙塔走出來，而把這種語言資源轉化成產品，讓它落地了。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已經從以前的這種學術研究，為學界服務，現在實際上是在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

　　科學探尋我國語言類智庫建設路徑 

　　主持人：我們每個人不只是語言的使用者，也是語言的記錄者，更是語言的傳播者。借著剛才您對高精尖中心的介紹，我們現在來談一談，就是我國語言類的智庫應當如何發展？隨著國家發出“一帶一路”倡議，我國的語言智庫也迎來的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想請問一下二位專家，我國語言智庫應當如何直面“一帶一路”建設當中的語言問題？探索我國語言類智庫的建設路徑，更好地面向國際，面向社會，面向中國廣大的企業，以及這些語言學習的人才，提供更多語言咨詢服務。

　　李宇明：可以說，目前語言已經不是語言問題、語言政策問題，它牽扯到個人和家庭的發展，牽扯到民族之間的交往和團結，牽扯到國家的統一和人類的和平，也牽扯到未來機器人介入人的生活。

　　怎么來建設語言智庫呢？第一，要了解“一帶一路”情況，掌握實際狀況。而了解“一帶一路”情況，不能只從網絡上了解，這個也不能只從一種語言了解，現在整個信息源，基本上是英語信息源。這種話語信息量很大，但是未必全面，未必真實。所以要重視“一帶一路”的實際情況，更要重視人與人之間交朋友得到的信息和從現實生活得到的信息相結合。

　　第二，應該建立學界和政府之間的旋轉門。通常而言，大學的學者，有寬厚的學問素養和學術根底，但是對政府的運作、政府的思想，了解得并不是那么透。而政府所關注的，既有長遠的問題，也有眼下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并非一日之功。建立這種旋轉門，就是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比如說政府和學界，經常地坐到一個桌上討論問題。政府的人員也可以到智庫工作、智庫的人員到政府掛職，實現雙向人才的培養。在我看來，有了這種旋轉門，我們的智庫談問題，就更能夠切中要害。政府也更能夠從智庫獲取更需要的信息。

　　第三，要重視數據建設和學科建設。智庫不能拍腦袋說話。它需要智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數據，這個數不光是數的意思，是要掌握真實的信息、一線的信息，這樣才能夠有很好的預測。同時，要靠學科建設培養人才，讓很多年輕人能夠投入到智庫工作當中。具體到語言智庫，我現在感覺到，應該有專門的隊伍來思考國家語言的發展，思考我們多民族國家的語言問題，思考“一帶一路”上語言人才的培養和語言問題。在這個方面，我們可能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應該有一類語言類的智庫來做。就剛才關于語言人才的培養，已經談了好多了，實際上最應該強調的是：其一，國家有頂層設計，應該由國務院的某個部門來作為牽頭單位，聯合教育部及其他相關部門，制定國家的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以及人才培養目標。其二，要充分重視現代信息技術的影響，要注重各種信息化手段的應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建立信息化的平臺，用信息化來推動“一帶一路”的人才培養。

　　周洪波：語言研究不能局限于語言本身，還要研究人們是怎樣使用語言，更要研究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到了這個階段，這個語言智庫才能夠成為現實，所以我想語言智庫可能要從真正的實際調研入手，特別是“一帶一路”的語言智庫，一定要對沿線國家的語言國情，要有真正的把握，而不是借助于二手的材料，借助于英語轉化過來的內容，這就需要中外合作，要能夠深入到這個帶路的國家里邊，去做一些很詳盡的調查和了解。這樣的對策，我覺得才是真實的，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