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黨內法規接踵修頒,與問責條例一起形成了以黨章為遵循、以責任為導向的“制度群”,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提供了重要條件
在中國共產黨95周年華誕到來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回應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現實需要,也邁出了黨內問責走向精細化、系統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一步。
問責追責,治國之利器。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中,問責條例位階高、效力大。根據“黨內立法法”即《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的規定,黨內法規包括黨章、準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7種類型。2009年發布施行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規定,盡管在問責方面發揮了不小作用,但力度仍嫌不夠,存在問責內容不聚焦、抓安全事故等行政問責多而抓管黨治黨不力問責少等問題。從“暫行規定”升格為“條例”,釋放出“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也表明黨內問責的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等更趨成型、更加規范,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提供了重要條件。
政黨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單獨一項制度,不可能發揮整體上的作用。近年來,隨著一系列黨內法規接踵修頒,全面從嚴治黨業已進入制度化、法治化的快車道。其中,《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是執政以來的首份廉潔自律“正面清單”,重在立德向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是紀法分開、紀比法嚴的“負面清單”,重在立規糾錯;《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是加強巡視監督的“任務清單”,重在立威震懾。它們與問責條例一起形成了以黨章為遵循、以責任為導向的“制度群”,把黨員干部“辦公室內外、八小時內外”的黨紀政德家風等方面要求具體化、對象化,體現了“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的戰略縱深度。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但問責在制度化的同時,還應該精準化。一方面,要把握問責條例的治理重點和實踐“重音”,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以及存在的緊迫問題開展問責。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才能充分發揮其震懾效應。之前對湖南衡陽賄選案、南充拉票賄選案等進行的徹底調查、嚴肅問責,其實為實施問責條例“定了調、打了樣”。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楚,問責目的是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永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治理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等共性問題,以及“處處是高壓線,就是從來不帶電”的寬松軟現象,還得以正反兩方面的合力,督促各級領導干部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因此,要注意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式,用好問責追責這件利器,不可只問后果而不問失責程度,只聽輿論呼聲而不問過錯程度,甚至將嚴肅的問責制度庸俗化。
問責追責之要,在于公信力與執行力的比翼齊飛。責不在于重,而在于必行。只有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才能層層傳導壓力,確保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首先要防止“制度空轉”,特別是防止好人主義、關門主義暗行,搞“家丑不外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是強化“監督的再監督、問責的再問責”,把問責條例執行情況納入專項巡視、監督檢查等常態工作中,倒逼各級黨組織把自己擺進去,瞪起眼來真問責、嚴問責;最后還要盡快積累形成問責案例庫,促進“開門問責”,提高黨內問責的執行力、公信力和精準度,既不放過不負責的黨員干部,又避免問責畸輕畸重。(高波)
[責任編輯: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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