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行為藝術”，讓慈善再一次與道德相遇。日前，罹患白血病的成都大學生莫向松，與14名同學來到新希望大廈外舉牌下跪，上書“借我一百萬，我打工還你一輩子”，欲向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暢借款百萬元治病。

　　企業老總未曾現身，這位大學生卻賺足了眼球。此事經由網絡發酵，更像是一場行為藝術，“下跪借錢”儼然成了一次弱者求生的“武器”。但社會并沒有買賬，甚至很多人認為此舉是“道德綁架”。幾天來，莫向松得到的社會捐款僅萬余元。

　　這一事件衍生了兩個方向的爭論：一是罔顧事件本身的信息，如莫向松在下跪前并未主動去申請官方救助渠道，輿論便聲討當前的大病醫療救助體系；二是社會基于對一個年輕生命的同情，以“這是求生本能”的理由予以諒解，甚至有人責問企業為何不能伸出慈善之手？

　　“我就是想活下去”，這一點點卑微的要求，的確令人心酸，讓人心痛。然而同情歸同情，莫向松的難題，不應留給富人。尤其是下跪借錢此事所涉及的慈善行為，其對錯是非顯然非簡單的同情就能界定的。

　　盡管這位大學生不斷向外界解釋自己并非道德綁架，但找富豪下跪借錢的行為，隱晦地將社會輿論納入了“強者不捐是為不仁”的討論范疇里，如此多少讓慈善背負上了道德的枷鎖。正如《人民日報》在關于此事的評論中所稱的，捐吧，以后有困難的都照方抓藥，怎么辦？這不是企業的義務；不捐吧，人家都得絕癥了，都給你跪下了，輿論壓力、道德壓力全部襲來。

　　事實上，從慈善的本質來看，根植于道德的慈善，便如道德只宜律己不宜律人那般，一個基本的原則便是自愿原則。自愿的一個側面，便是隱匿性質，一個人是否想救助他者，或者想以怎樣的方式去救助，這一切都是行善者的自主選擇。那種將行善者放置在輿論廣泛關注之中的行為，跟那種在大庭廣眾之下炫耀的善行一樣，很容易讓慈善發生變質。

　　這似乎是每個人都明白的道理，過去我們那么討厭強捐逼捐的事情，如今同情與悲憫卻模糊了人們客觀理性的視線。這背后所呈現的現實，是我們這個社會依舊以道德正確的標準，來定義跨入現代性的慈善。如此的話，慈善所涵括的自由、平等、開放、包容等屬性，就很容易被丟棄在一旁。(馬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