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樣的工作如果是由反腐部門來做,如此分析就過于粗淺。畢竟地域、級別、年齡的分類,對于反腐并無實質性的價值。對于反腐部門來說,最需要的,仍是從這些數據中找出腐敗的新特點、新情況、新形式,進而上升到理性、規律性的認識,找到治腐規律,化為反腐決策,才是正道。
目前媒體的大數據分析,有一條比較有價值,這就是貪腐形式。比如,“受賄”有超過七成案例提及,被提及次數最多,成為第一貪腐形式。因為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被查處的領導干部也非常多,超過一半案例提及。還有7起案例中被查處人員存在道德敗壞和生活腐化原因,等等。這就容易逼近腐敗的本質,找到治腐的對策。
如今,誰擁有了大數據,誰就搶得了先機。誰善于利用大數據,誰就可能成為王者。隨著反腐敗的深入,腐敗案例的大數據已經形成。這個大數據,反腐部門掌握的應當是最權威最全的。媒體的數據分析畢竟局限于公布的簡單數據,因而也很難進一步深入分析提煉。對于反腐部門來說,反而有這方面的便利。這樣的大數據整理分析工作,不僅應當做,而且應當科學地深入進行。
一切腐敗現象背后,都有其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起作用,都有腐敗的共同“密碼”可尋。找到這個密碼,我們就無異于找到一把反腐的鑰匙。我們常說,腐敗既要治標又要治本,進行大數據的科學分析,既是要找到治本之策,也是走向治本的重要一步。
由此,我們所需要的數據定性分析,就有了諸多問題先導。比如,第一次腐敗是什么形態,什么時候由量變到質變,因為什么原因而被發現,腐敗有些什么樣的新情況,被發現是偶然還是制度的力量,制度反腐有什么樣的漏洞,什么樣的制度建構才能對這些腐敗情形及時響應?諸如此類的定性、定向研究,才有反腐價值。
腐敗被稱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就在于它總是不斷突破現有制度的束縛,不斷誕生新的形態。反腐,只有立足于源頭治理才能鏟除其土壤。顯然,源頭治理,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而是來源于實際,來源于那些腐敗分子用自己的腐敗軌跡提供的數據和事實。面對這樣的數據和事實,我們應當珍惜。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們付出代價才獲得的,我們更應當用好這些數據,為源頭治腐提供更多滋養。如此,我們才會少走些彎路。(林元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