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城市出臺辦法，允許患有重大疾病的職工或其直系親屬提取公積金救急。這項政策能否推廣開來？

　　允許提取住房公積金治病，從“救急”角度看，當然具有明顯的合理性。畢竟，任何時候“治病救人”所關乎的生命權，都是高于一切、必須優先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從財產權角度看，依照現行法律，住房公積金原本就“屬于職工個人所有”，而個人所有財產由個人做主“拿來看病”，當然也沒什么不合理。

　　不過這種做法，又難免會給人一種十分強烈的“名不正言不順”的錯位感：住房公積金原本不是專門用來解決住房問題的嗎？治病不是有醫療保險么，何至于走到要“拿買房的錢用來看病”的地步？

　　“提取公積金治病”是一種錯位的配置，它暴露這樣的弊端：即現行住房公積金和醫療保險兩個制度，事實上都并沒有真正充分做到各司其職。一方面，在房價高漲的今天，住房公積金并沒能很好地解決職工尤其是低收入職工的住房問題，“越是買不起房的中低收入家庭，越難提取公積金”。

　　另一方面，面對“看病貴”，現行醫保制度同樣也沒能充分解決職工醫療負擔問題。原衛生部部長陳竺曾坦承，“目前中國基本醫保的實際報銷比例只有50%左右，居民用藥費用負擔仍然較重”。而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從醫保管理角度看，一個重要背景正在于長期以來我國醫�；�金同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資金閑置、基金結存率過高的問題。如2011年我國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總收入5539億元，支出4431億元，基金累計結存4015億元。這意味著，當年城鎮醫�；�金結存的資金便超過1100億，當期結存率超過20%，而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醫�；�金結存率普遍“控制在10%以下”。這也就是說，當年城鎮醫保基金實際上有550億資金可以花而沒有花出去。

　　那么，簡單實行“提取公積金治病”，其實就是一種簡單的“拆東墻補西墻”。我們交了錢卻得不到保障，錢去了哪里，說好的保障又去了哪里？(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