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大幕落下，滿載人民期待的新一輪改革列車徐徐開啟，奔向前方的現代化驛站。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一，既是十八大提出執政方式現代化的具體路徑，也是中國加快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所在。通俗地說，就是打造一個善治的國度。老子曾云“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意思是說政務要善于調治，事情要善于去做，行動要善于掌握時機。在“發展黃金期”和“矛盾凸顯期”交織的當下，惟有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善政推動善治，方能找到正確的出路。

　　國家治理體系是由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的治理方略構成的，國家治理能力則是國家統籌各個領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意蘊十分豐富，捍衛法治、尊重市場、激活社會、順應民心、慎行權力……三中全會關于改革的種種部署，皆是其題中之義。善治的標準是什么？不外乎這些：一、依法治國，把憲法、法律看得高于一切；二、以人為本，把人看得重于一切；三、以實現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觀；四、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的治理模式。理解了這些，也就理解了當下中國改革的切入點在哪里。

　　35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自不待言，但今日中國距真正的現代化依然路漫漫修遠。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四大要素，而現實中的中國，政府的公信力還不夠高，人治的狀況在某些領域依然存在，官員腐敗高發和特權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況非常突出，政府干預市場的現象比較普遍，政府的公共服務尚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并未完全確立，社會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政府的問責制還沒有真正落實到位，行政成本過高而效率較低，社會組織在公共治理中作用較弱，公共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政策的制定還不夠公開、透明，等等。這一切，都與治理體系不健全、治理能力不足分不開。

　　當然，“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可以說抓住了這一輪改革的“牛鼻子”，從而有利于加快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的完善治理，為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提供重要保障，為中國邁向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定基石。

　　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在轉型期面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和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這些新的階段性特征在給中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如由于征地拆遷、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多樣多發，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人口遷徙流動大量增加，給社會管理帶來巨大壓力；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快速發展，但如何加強管理服務的問題十分突出；互聯網迅速發展，給社會管理帶來諸多新情況新問題；傳統安全因素和非傳統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增加了社會矛盾的復雜性等等。這些問題急需要現代化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加以應對。

　　一個善治的國家，首先需要一個善治的政府，一個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透明政府、廉潔政府。各級行政機關必須嚴格依據法律規定行使行政權力，管理行政事務，服務社會公眾。其基本要求應為合法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這就需要改變當前一些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同時并存的狀態，促進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從而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場，使之能同時達到效率、公平與和諧，實現科學發展。

　　一個善治的國家，同樣需要一個善治的社會。過去一味依靠加強政府職能來進行社會治理未必是追尋善治的最佳出路，轉而發動民間力量，尤其是充分調動存在于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的各種資源，讓更多的社會組織參與到基層治理中來，進一步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應是轉型時期推動社會治理的重要路徑。

　　一個善治的國家，也需要一種自信的文化。大國必須擁有自己的文化實力，這種文化實力并非憑空制造出來的，也是無法照搬復制的。一個現代化國家需要將自身文化特性與現代化有機結合，才能創造出適應時代發展的、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文化。

　　一個善治的國家，還需要億萬文明的公民。在不斷改善民生，讓人民充分享有改革成果、普遍增大福祉、提高幸福感的前提下，要讓人民活得更加有尊嚴，確保擁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人民的聲音往往是最真實的，只要不是違背法律法規和公共道德的言論，國家就應當予以充分尊重和保障。這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要實現國家和社會的包容性增長，公民不能缺席，而這其中，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表達權利彌足珍貴。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標志，不僅僅是GDP多少，還應該是人民自由心境的浮現，應該讓人們恰如其分地表現自己的天性。(王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