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爐的《北京市主體功能區規劃》首次設立禁止開發區域。這些區域呈片狀分布于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發展區等區域,總面積約3023平方公里,約占市域總面積18.4%。分為世界自然文化遺產、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和重要水源保護區等六類63處,這些區域禁止進行工業化城鎮化開發。(《北京日報》9月18日)
北京市此番公布的禁止開發區域涵蓋全面,指向具體,要求也相對明確。即,除了“必要的交通、保護、修復、監測及科學實驗設施外”,禁止任何工業化、城鎮化的開發建設。新規凸顯出來的是“約束性”,是一種節制的態度,在這些已經畫圈的地界兒,不允許任何部門、組織以及開發單位以任何名義打擦邊球了。相信每一個渴望留住古都風貌的人,都會樂見其成。
一直以來,國內很多城市熱衷于做大“盤子”,城市面積的擴大、城鎮人口的增加、老城區的升級改造……“發展”的語境主導了大部分城市的現實和未來。即便制訂規劃,其主旨也是立足于擴張。毋庸諱言,這種傾向在一個特定的時期之內,確實極大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增強了城市的積聚能力、輻射能力,也拉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不過,諸般“城市病”也隨之出現。
其一,過度依賴房地產拉動的城市擴容,破壞了城市自身的微循環,甚至出現“空心化”的趨勢。在政策和市場的合力之下,老城區原住民被擠出,老城商業形態、生活樣態均遭到強力干預,而新的形態又未能及時生長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喪失了豐富性的城市,也就只剩下了表面的、虛浮的繁榮。北京的情況可能沒有那么嚴重,但過度“攤大餅”的做法同樣潛藏著深深隱憂。
其二,利益主導之下的城市化,正在一點點蠶食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新城次第崛起,而城市的味道、城市的風貌卻無可奈何地流失了。這一點,在北京體現的尤其明顯。多年來,盡管有識之士一直在奔走呼號,北京市也每每出臺一些保護性措施,比如,二環以內的建筑物限高、劃定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范圍,等等,不過,那個滄桑的老北京還是漸行漸遠,面目日漸模糊。
不僅僅是在老城區,只要是有可能產生“賣點”的區域,往往都會被盯上,那些風景宜人的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甚至包括城市水源地,也在商業的旗號下,頗有淪為一小部分人私家花園的危險。求一時之發展,還是保護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公共資源的這種“私享”危機,一方面確實不排除商業利益的肆意侵犯,另一方面,也對政府監管、權力約束,提出了某種考驗。
北京市這一“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可貴,正在于其中貫穿的“約束”和“節制”。正如規劃所言,今后,北京國土空間開發將從外延擴張為主轉向優化空間內部結構為主,城市空間在優化中得到適度控制,歷史文化風貌得到嚴格保護,生態空間得到有效拓展。這樣的“約束”和“節制”所體現的,既是城市發展的理性,也是對規劃本意的回歸,而非對擴張的事后確認。
不獨北京,任何城市的發展都應該有一種約束的理念。這是因為,環境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資源的保護利用是必要的,特別是,那些經歷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生長的城市,都已經滋生了自己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人們不能因為目光短淺而人為粗暴地干預這種演進過程。尊重并呵護這種內在的成長性,保護并發揚這種獨特的豐富性,原本就是城市發展規劃的題中應有之義。(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