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河北館陶縣第一中學,未滿30歲的高三年級班主任趙鵬服毒自殺。他留下遺書稱,活著太累,每天無休止的上班讓人窒息,工資只能月光,決定自殺離世。據悉,趙鵬3月份的工資為1950元,包括1450元基本工資和500元補助,而4月份沒有補助,只有基本工資。(5月28日《新京報》)
老師號稱人類靈魂工程師,當肉身在格式化教育中奄奄一息,無處安放的靈魂就會化為一縷香煙隨風而去。趙鵬留下了寫給教育的一封遺書。從這封遺書中,我們能讀到的是教育資源二元化下的權利貧困,是應試教育帶給老師學生們的沉重磨礪,是老師失去可堅守的人文本位后選擇的放棄。
盡管早已有老師待遇將等同于公務員的政策利好,然而同一項政策在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老師群體中有著完全相反的落地效應。老師待遇取決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隨之而來的教育財政撥款“土政策”,這必然會產生不公。
再窮也不能窮教育,窮教育是沒有前途的。我們不能指望一個整天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教師,還能在課堂上諄諄教導學生們遨游在知識海洋中。而更受折磨的也許是精神層面。高三年級班主任或許是中國壓力最大的職業之一。他們必須為一個班級的升學率負責,各種量化的指標決定著這個班主任的命運。當老師的付出被認為是無效的,甚至被社會譏諷為應試教育的制造者,身負多重壓力的老師們便會難以支撐。 (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