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外部條件來自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
一是石油價格的失控;二是新興市場的通脹通過貨幣升值和國際貿易向其傳遞。
美國物價構成三分之二與勞動力成本相關,高失業率雖然抑制著工資的升幅,但還有三分之一的商品取自外部世界。過去兩年中,全球食品價格上漲了40%,石油價格從60~70美元/桶上升到今天120美元/桶。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價格卻劇烈飆升,通脹預期急劇惡化(譬如當下的印度)。
英國2月份的物價環比年化率已經達到了4.4%,美國是1.6%,“蝴蝶的翅膀”已經開始煽動。這被觀察家視為美聯儲和發達經濟體被動扣動升息扳機的條件。
但在我看來,發達經濟體真正退出量化寬松的時點可能還有點遠,其政府的債務困境決定了其中央銀行必須(和必然)盡量保持低利率,以便減少政府還本付息的壓力。
所以,如果外部條件不發生逆轉,恐怕未來2到3年內,中國通脹率恐怕有的只是波動,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拐點。換句話講,通脹已成為一種長期壓力。
因為3月份翹尾因素從2月份的2.5%大幅回升至3.2%,所以CPI達到5%以上的概率很高,4月初似乎又成為了市場預期的加息時間窗口。再展望4到7月份,翹尾因素在2.93%到3.55%之間,所以以上各月份CPI出現接近6%的數字,應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后翹尾才開始逐月回落,到年底CPI有望回落至4%左右的水平。
如果宏觀管理者認為保持經濟中積極的真實利率水平,對于實現資產泡沫的“軟著陸”、抑制長期通脹的壓力不可或缺的話,那么利率有可能從目前水平再升息100bp(四次加息),從而使得一年期存款利率達到4%的水平,這樣年底中國的真實利率有望轉正。但從中長期看,這還遠遠不夠,至少應升息200bp以上,因為中國過去十年平均真實利率水平是1.33%。
過去中央銀行一直主要通過數量管制和微觀管理(窗口指導)來控制信貸增長。它對于約束銀行擴張有立竿見影的功效,但對于資金逃離銀行,它顯得意義全無。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托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對于商業銀行來講,將閑余資金盡量用出去,既回避了規模限制,又增加了2到3個點的中間業務收入,這是很理性的選擇。如此,銀行體系外的信用供給總是在對沖體系內收縮。
中國抑制通脹的關鍵在于改變資金的流向,即希望資金能自主地向銀行回歸,央行用準備金“硬鎖”顯然是被動的。為保證商業銀行正常流動性需求,央行被迫還得向公開市場逆回購放出凍結的貨幣。從去年11月16日央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算起,在過去的五個多月時間內,全部金融機構存款增加1.7萬億,這期間央行上調準備金率6次,共計300個bp,凍結銀行流動性2.1萬億,意味著這段時間金融機構增加的存款全部被凍結還不夠,而銀行還要發放貸款1.6萬億,最后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結果是凈投放頭寸高達1.1萬億。這等于將收繳的準備金的一半變相又歸還了銀行。
所以說,解決問題的癥結在于抑制實體經濟的旺盛需求,同時銀行體系要能吸引資金回流銀行,而不是逼著大量資金從體系內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