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學生稱呼為“根叔”的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近日在“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表示,由于國家對教育投入過低,導致高校教師的待遇“太差了”,有些教師因此不專注于學術而忙于“撈外快”。他認為,國家應大幅提高教師的工資待遇,并嚴格限制教師的“創收”收入。(10月31日《揚子晚報》)
作為大學校長,李培根為大學教師的利益鼓與呼,這一點可以理解,也值得肯定。不過,目前大學教師的待遇真的“太差了”嗎?待遇問題真是很多大學教師追名逐利的緣由嗎?曾做過十多年大學教師的我,對李校長的說法并不能茍同。
任何職業的待遇好與差都是相對而言的,關鍵要看跟誰比。在教育系統內部,大學教師的待遇要比城市中小學教師好得多,更不要說跟偏遠地區的中小學教師相比,那簡直有天壤之別;跟其他職業相比,大學教師的待遇與公務員大體相當,眾所周知,眼下公務員是令人羨慕的高待遇職業,如此,你還說大學教師的待遇“太差了”,這是跟誰比呢?總不能跟貪官污吏比吧?如果大學教師的待遇“太差了”,其他職業的待遇該用什么詞來形容呢?
大學教師的待遇好不好,還有其他幾個比較項。一是職業的“辛苦度”,大學教師可謂最輕松的職業之一,很多大學教師平均每周只上三四次課,其他時間便是私人時間,不必坐班,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二是職業的“穩定度”,大學教師這個職業幾乎是“鐵飯碗”,盡管有些高校說要搞“末位淘汰”之類,但是光打雷不下雨,這一點與公務員職業很相像;三是職業福利,不說別的,只說住房,很多大學教師購買的都是學校的集資房,在房價高企的當下,僅此一項大學教師就獲得了多少額外待遇?
實際上,判斷某個職業的待遇好不好,也許根本不需要作如此多方面比較,只看人們是否熱衷于從事該職業即可。“國考熱”持續發燒,充分證明公務員是令人羨慕的高待遇職業;爭做大學教師的熱潮稍遜,只是因為這個職業的門檻太高(現在多數高校招錄教師都規定“非博士不要”,有些高校甚至規定“非海歸不要”)、招錄人數有限、涉及人數不多而已,實際上做大學教師是眾多博士畢業生的首選。因此,所謂大學教師的待遇“太差了”,這種說法在時下中國是有些矯情的。
國家對教育的投入確實不足,但是,教育投入的問題之一恰恰在于過分向高等教育傾斜,導致農村基礎教育薄弱,而一些高校花錢大手大腳。國家確實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但就目前情況而言,政府增加的投入應著重于填補基礎教育的欠賬,提高中小學教師特別是偏遠地區中小學教師的待遇,而不是首先提高大學教師的待遇。
李校長的上述建議,類似于官員的“高薪養廉”。人們之所以質疑“高薪養廉”,既因為目前官員的待遇已然很高,更因為在權力不受約束的情況下,更高的薪酬未必能夠“養廉”。同理,目前大學教師的待遇本來就不低,進一步提高待遇未必能夠扭轉大學的浮躁風氣。很多大學教師為什么熱衷于追名逐利?關鍵在于行政化滲透于教育各個環節,大學校園猶如官場,教育評價機制、學術評價機制嚴重扭曲,熱心于教學的教師得不到應有的評價,熱衷于科研的教師得不到課題和經費,教師的種種切身利益都掌握在學校領導及教育部門手里,他們不得不丟下斯文去托關系、找門路,不得不以表面功夫應付行政化管理。浮躁的大學造就了浮躁的教師,要求置身于官場化大學的教師們埋頭于教學、專注于學術,幾乎是不可能的,再高的待遇也無法遏制他們“創收”的沖動。所以,大學校長應首先著眼于改變大學校園的小環境,致力于通過“去行政化”和矯正評價機制來激發教師愛本職、敬本業的熱情,而不應動輒將大學浮躁之風歸咎于外部原因,更不應簡單地認為提高待遇就能化解體制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