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臺企聯副會長、昆明臺協常務副會長薛一萍接受中國臺灣網專訪。（中國臺灣網 扶海濤 攝）

　　中國臺灣網12月31日訊（記者 王思羽）　金庸小說里世外高人隱居的山水秘境，玄幻故事中得道上仙居住的“世外桃源”，這樣的地方在現實中竟真的存在！25年前（1993年1月）第一次從臺灣來到云南大理時，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下簡稱“全國臺企聯”）副會長、昆明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下簡稱“昆明臺協”）常務副會長薛一萍真的被眼前的景色“美哭了”。“我被洱海的美感動得落下淚來，而后再看到終年翠綠的蒼山，即便下雪都是綠的。感受著周圍的空氣、水源、溫度，我問自己，如此的人間仙境，除了這里還有哪能夠尋到。”

　　之所以能與大理結緣，是因彼時薛一萍受德高望重的臺灣法鼓山圣嚴法師所托，只身前來為島內120余信眾朝覲雞足山的兩岸佛教交流活動打前戰。法師指點她，大理的雞足山是佛教傳入東土的第一個道場，之所以沒被列入中國佛教五大名山，是因為當時的大理尚叫“大理國”，不屬漢土。但其實，這座曾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迦葉尊者昔日道場的靈山，在佛教中享有極其崇高的地位。薛一萍一個人來到山腳下，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徒步爬上山頂，山間及頂峰目睹的景色，讓她進一步認定，大理除了交通不便外，宛然就是人間仙境。走下雞足山，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我覺得自己應該為來到這里的旅游者、朝圣者做些服務，為他們的食宿提供便利。”于是乎，總投資1.2億人民幣、按五星級標準興建的亞星大飯店便于半年不到的時間內（1993年6月）正式奠基，并一舉成為當時大理的第一個外資項目、云南省內投資最大的臺資企業。

　　就這樣，一次得道高僧托付下與大理的“不期而遇”；一次為兩岸佛教交流牽線搭橋的意外之旅，仿佛冥冥中為薛一萍指點出全新的廣闊天地與事業機緣，更指引出薛一萍家族三代人與云南大理在此后20多年間，甚至可能是生生世世的不解之緣。

　　砸鍋賣鐵建酒店 利人利己利大理

　　在薛一萍看來，對于近年經濟飛速發展的大陸而言，規模1.2億的投資或許真的只能算“還好”，但放在25年前，卻堪稱是一筆天文數字。“當時砸1.2億我確實是傾家蕩產”，薛一萍回憶，她將自己在島內擁有的所有企業，包括旅行社、古董公司乃至收藏的古董全數廉價變賣，房子、車子更不必說，再加上所有的存款，“最后不夠的還跟朋友到處借，這才算是把款項湊齊”。

　　如此砸鍋賣鐵、孤注一擲地從臺灣跑到大理投資酒店，薛一萍如今總結，一方面當年確是年輕，抱著單純、摯誠的想法，在被大理的美景洞徹心扉后，便徹底抱持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是覺得，在此經營酒店不但能為旅客提供便利，讓更多人欣賞到當地的風景，也能為日后的自己營造一個自然、健康的生活空間：“我一直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一個人無論事業如何飛黃騰達，累積多少財富，當你到達一定年紀時，一定會希望過上安逸的日子，希望找一個風景如畫、氣候宜人、空氣好水源好、利于養生的地方頤養天年。每個人到最終或多或少都會產生這樣的向往。”因此，在大理投資興建酒店，可謂利人利己，一舉兩得。

　　可以說，從一開始，薛一萍投資酒店就不是以追求純經濟利益為最大目標。“從經濟上看，甚至可能有些不劃算；但從社會效益來看，我認為自己選擇在大理投資非常明智”，她強調。

　　25年前砸下1.2億巨資，薛一萍最初預計20年收回成本，如今到了25年頭上，她坦言，由于其間又投入大筆酒店翻新費用，到目前成本還沒完全收回來，“可能要再過4、5年”。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薛一萍心里非但不急，反而越發淡定有底。她回憶，自己剛來投資的那個年代，無論大陸還是臺灣，環保意識尚不普及。當時自己心中最大的希望就是當地政府能夠重視環保，那時的她就已洞悉：“只要把環保做好了，將來就有賺不完的錢。”在大理開酒店一干就是25年，她表示，在這一歷程中，自己可謂一路見證了當地政府如何一步步將環境保護落實到扎實的工作中，并在近年完成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施政方針，“對洱海的保護、蒼山的保護、污染排放的管理，甚至于已經延伸到野生動物和候鳥的保護。這些是我最開心看到的。”她還談到，之所以成本回收時間比預期延長，這與當地地理環境偏遠，早年交通不便等因素有關，但看看今日的大理，從自己剛來時只有彈石路、盤山路，需要翻山越嶺的舊貌，發展到如今交通四通八達，她不由感嘆，“20年對人來說很長，但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是很短的一瞬。短短20幾年，大理從沒有高等級公路發展到公路、鐵路直通國外，如今高鐵不日通車，機場也即將開通國際航線，這真是飛速的改變。”更何況，隨著當地一波波環保治污措施的不斷推動，自己堅信，大理終將成為一個永遠沒有污染的人間仙境。她仿佛能夠清楚看到今后的路，“未來的經營收入必定翻倍，因為在當地不遺余力的環境保護下，蒼山永遠是翠綠的，洱海永遠是清澈的，會有賺不完的錢。”

　　其實，倘若一門心思“向錢看”，薛一萍本有機會早些讓自己收回成本，賺回投入的。她回憶，自己當年抱著極大的熱忱前來投資，也很快遇上了當地政府單位親切熱情的回應。在為酒店選址時，自己原本可以拿下距大理古城南門僅20米，如今是游客服務中心的“黃金地皮”，“很大一塊地，旁邊有一條溪，很美”，但一番大喜過望后冷靜想想，薛一萍反應過來，如果自己在那里建起酒店，日后必定破壞古城景觀，“人家要來拍攝古城的時候，肯定是會拍到我這間酒店，它佇立在古城旁難免顯得格格不入，到時豈不造成‘視覺污染’。”

　　在薛一萍的主動要求下，政府人員開著吉普車駛向上坡，載她來到距古城城門一公里的地方。車輪壓過顛簸的彈石路，“就停在現在我家大門口再往北差不多50米的地方”，那是一個當時所謂的‘十字路口’，其實就是幾片苞谷地的交叉路段。”她描述起當時的場景，“我問這條路叫什么？他們說是滇藏公路，是國道。我說國道應該不會改道，那就在這吧。”對方投來詫異的目光：“你確定？真的想在這？不會變？”薛一萍再打量一遍這座小小的荒山坡，地勢較高便于觀景，況且它面朝著洱海，背靠著蒼山，應該能算是塊依山傍水的風水寶地，“就在這”，她不再猶豫。就這樣，前后不過五分鐘，薛一萍完成了酒店的選址，也就此敲定了自己乃至整個家族與大理的天定姻緣。

　　盡管沒有拿下古城旁如今可能是“寸土千金”的地段，盡管酒店距古城有一定距離，讓她為此多少讓渡了一定經營效益，但薛一萍依舊認為，自己已經達到目的。“就是不能離古城太近，不能破壞原有景觀。”她強調，自己想做的是對大眾有益的事業，而非單純僅為賺錢，“如果只是為了錢，我當時根本不用來大陸。因為當時我的投資數額倘若放在臺灣，不論怎么貶值，也足夠我吃一輩子。”自年輕時便在海內外走南闖北的她堅信，就算大理不是全球范圍內“獨一無二的人間仙境”，也是世間罕有的旅游勝地。

　　“我想我的投資是正確的，‘利己’的同時也做到了‘利人’”她表示，“如今，大理生態旅游的飯已經煮上了，當地的很多百姓乃至他們的子子孫孫都可以吃這口飯。他們不需再去從事可能帶來污染的重工業，也不需再靠砍柴、網箱養魚這些重體力勞動維持生計。他們只要把好山好水保護好，把自己的民族文化發揚好，把自身的素質建設好，就有賺不完的錢。我為大理旅游業的發展過程中，也融匯著自己的一份努力感到驕傲 。”

全國臺企聯副會長、昆明臺協常務副會長薛一萍接受中國臺灣網專訪。（中國臺灣網 扶海濤 攝）

　　融入當地 從“人嫌鬼不待見”到“大家自己人”

　　都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占地面積近百畝，以園林式景觀和宮殿式建筑為特色，并彰顯青瓦白墻濃郁白族風格的亞星大酒店也不是。從酒店破土動工到最終落成的三年時間里，薛一萍與她的酒店在當地經歷了一番番跌宕起伏、苦樂悲喜的故事，盡管過程略顯波折，但這一歷程中，她的情感、心靈、血脈，仿佛都與大理緊緊地連結在了一起。

　　回想著25年前來到大陸的毅然決然，薛一萍分析，除了被大理的美麗所吸引，被利人利己的信念所感召外，也與自己的家庭身世有關聯。她介紹，自己的父親祖籍江蘇，是1949年去臺的老兵。基于這一原因，他自孩提時代起，就被一些臺灣本地人稱作“外省人”。“小時候不太懂，長大后才明白，叫你外省人就表示，這里不是你家，你是從別的省份過來的，你老家不在這。”她回想，在島內無論讀書還是就業期間，與同學、同事之間發生的一些糾紛、矛盾，根本原因皆是由于族群的偏見。“我當時心說，等我哪一天有能力了， 一定要回‘我自己的家’看看。”

　　返回“自己家”投資興業的薛一萍的確受到大理乃至云南省委、政府的熱情幫扶，但她也很快發現，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這個融匯了白族、彝族、回族、漢族等多民族的地區，來自海峽對岸的自己最初時好像并不受當地老百姓的歡迎，而且就連當地的“鬼”都來找她麻煩。一時間，薛一萍陷入了“人嫌鬼不待見”的尷尬境地。

　　初到大理，她首先發現，自己與周圍人最大的不同是體現在穿著上。從臺灣穿來的一身行頭非但讓自己冬天時凍得要死，甚至還被送了個頗具調侃性的稱號——“臺灣小姐”。

　　在穿上了當地夾棉的扎染服飾，化解了“衣”的困擾后，薛一萍又開始為“食”傷起腦筋。“我是素食者，剛來時想在當地找到一家素食店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所謂環境改變人，萬般無奈的她開始學習新技能——支起爐子燒蜂窩煤，“我是在這學會燒蜂窩煤的，而且燒得非常好，可以燒幾十天不滅火。”那段日子里，她總是在爐子上燉口砂鍋，然后來到距酒店施工地點不遠的溪水邊，“溪水是從蒼山上流下來的，我就在溪邊把蔬菜洗干凈，然后用溪水回去煮。這頓吃完了，下一頓加點水繼續煮，就這樣一口鍋可以吃四十多天。”至于“住”的方面，她回憶，剛來投資的第一年，自己居住的是個“鐵棚棚”，也就是大陸俗稱的鐵皮屋，那里白天是“董事長辦公室”，晚上是臥房，里面的長沙發白天待客，晚上當床。就這樣，在方圓一公里杳無人煙的鐵皮屋內“蝸居”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在她的投資帶動下，有人開始在周邊建起房屋，她才為自己租到了真正的房子，“曾經有陣子還住過學校的宿舍，這些都經歷過。”

　　畢竟是帶著巨款前來投資的，且彼時項目已正式啟動，薛一萍已是名副其實的酒店董事長，只不過這位董事長除了自己洗菜、燒煤、睡鐵皮屋，還得自任工地保安。她回憶，酒店建設過程中，工地曾一度堆滿鋼筋。在當時的“計劃年代”，鋼筋非但價格不菲，購買時還需要通過審批，一旦被盜就非常麻煩。“不光是錢的問題，因為很難批到鋼筋。好不容易弄了幾車回來，只能半夜瞪大眼看著。”

　　時間過了午夜，坐在工地看料的薛一萍隱隱聽到周圍傳來宛如“女鬼夜哭”般的聲音。方圓一里再無人煙的荒山坡，月光下黑漆漆的荒草壩，她被嚇得毛骨悚然，只是強挺著才沒有狂奔而逃。“女鬼”哭了一夜、兩夜，她一度心念動搖，打算搬到古城去住，但想想不行，“項目是我的，今后就算酒店建好了，我還是得呆在這里，我必須面對它。”于是天黑后，她拿上打蛇用的竹竿和手電筒，坐在鐵皮屋前開始“等鬼”。待到哭聲再度響起，她壯起膽子循聲湊過去，并打亮電筒：“你出來吧。你每天都來哭給我聽，那表示我們倆有緣。你有什么需要我幫助的，你跟我講講，看能不能幫你。但是咱們倆先講好，你出來的時候不要太難看，我會怕。”誰料她這一番“反客為主”之下，“女鬼”的哭聲反而越來越遠，“我就一直追，追到最后沒動靜了。此后她也再沒來過。”事隔多年以后，有員工偷偷告訴她，“女鬼”就是當地某某的老婆。她聽了大笑，“當地人真的很可愛，挺好玩的”。

　　盡管驅走了“女鬼”，但部分當地民眾緣何抵觸、排斥薛一萍的謎團仍未解開，直到那一回，她的酒店工地上堆滿了石料。“我這塊地75%是石頭，莊稼都不太好種。建設時挖掘機挖出很多石頭，急需運離工地，否則眼看就要影響建設。”在當時，遇到類似請款只要請當地拖拉機工程隊幫忙即可，由于石頭也是建設原料，拖拉機隊不但會負責搬運，還會以一車五塊、十塊的價格將石頭買走。薛一萍差員工前去接洽，得到的回復是“沒人愿意來”。“我說那不要錢，你幫我拉走，石頭送你們”，但依舊沒人來。眼看石頭越積越多，再不清走就要阻礙施工道路了，薛一萍一咬牙，告訴員工，“跟他們講，拉走一車我倒給十塊”，結果還是沒人來。難道車子就如此緊俏，難叫到這個地步？帶著滿腹狐疑，她來到南門古城外那條平日拖拉機停靠的路上，發現一溜拖拉機排隊停在路邊，工人們三三兩兩就地休息著。“你們不是沒工作嘛，來嘛，去幫我拉一下石頭，一車我倒給十塊，拜托了。”薛一萍好言懇求的同時，手下員工一面給師傅們散著煙。“畢竟伸手不打笑臉人，他們對我還是很和氣的，但一個個就是搖著頭笑而不言，紛紛笑著回避我”。回到酒店，薛一萍要手下員工私下打聽一下，對方不肯幫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隔天員工回報：“他們說不能讓你把酒店蓋起來，一旦你蓋起酒店，就會把他們的錢全賺光。”此外，還有“情報”顯示，一些當地人甚至擔心，如此大規模的外來投資，會不會引發政府硬性規定，每家每戶必須去強制消費，一番話聽得她哭笑不得。當下，她派員工們出去，分頭做當地鄉親的工作，“去告訴大家，這酒店蓋起來后一天房價是多少錢，相當于你們一個月的薪資還要多。這里是不可能強制你們過來消費的，而且你們有家，也不會住這。酒店蓋好是要給來這里的老外、背包客住的。老外、背包客來得多了，你們就也有收入了。他們會去你們家吃飯，會去你們家玩，會跟你們買扎染、手工藝品。”手下員工一番分頭游說，這才說動拖拉機隊幫忙拉石頭。過往的趣事如今再度回味，她不禁感嘆，在民風淳樸的大理，當地的鄉親就是這樣可愛，即便現在也如是，“非常友善樸實，毫無殺傷力。他們從不會欺騙你，因為在他們的觀念里，騙人是一件非常害羞、丟臉的事。”

　　化解了與當地百姓的誤會，薛一萍開始全身心地融入到他們生活中。隨著酒店的落成與發展，她聘用了大量當地人擔任酒店員工，并通過一個個、手把手的培訓，使他們從沒見過、不知道酒店為何物，直至一步步成為如今的酒店專業管理人員。“現在的員工里，我投資25年中跟了我24年的大有人在，跟了15年以上的應該都是。”薛一萍表示，員工們大多從縣份上來，在當時的條件下，并不便于經常回家，就居住在酒店的宿舍內，相處久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般融洽。“久而久之，他們教會了我當地的方言。我能聽懂最傳統的白族語，甚至也會說幾句；他們也教會我融入他們的生活方式，比如白族人習慣吃早午餐，早上十點、下午各吃一餐，而后便基本上不吃了，肚子餓的時候會吃一些類似點心的“晌午”；他們還教會我當地的習俗，逢喜慶婚喪“做客”時要吃白族“八大碗”。我雖然不能吃（葷），但逢喜事也跟著他們湊熱鬧，感受他們的民俗、文化，我也很愛很愛。慢慢的，也被他們潛移默化，有時真的會不由自主地認為，我就是大理人了。” 她表示，最近幾年里，由于愛上大理“香格里拉”般的生活方式，前來投資、定居的“新移民”越來越多，當地的“原住民”們有時不免私下調侃，“他們外地人就是這樣，連這個都不曉得吃”。“他們會當著我的面講‘他們外地人’耶”，薛一萍的語氣中帶著興奮，“可見他們沒把我當外人，我很開心，心里很甜的”。

　　透過自己的員工，薛一萍進一步結識了他們的家人、親友，“有時會到他們的家里串串門子，坐在白族小院里，吃他們特意為我煮的素菜。而后再透由‘我員工的家庭的親戚的朋友的朋友’，漸漸地，我在整個大理基本都不陌生了。”

　　在海拔約兩千多米的大理，冬季還是有些寒冷的，但薛一萍的冬天總是過得那樣溫馨。除了善于燒蜂窩煤，她也喜愛燒松球取暖。她回憶，酒店尚未建成的日子里，自己常會牽著馬（最初時不會騎唯有牽著）、帶著竹簍上山采野菜，并趕在每年元旦前夕進山撿松球。“最初經常去，可后來酒店開業后太忙，就沒有時間了。但特別溫馨的是，他們（員工及其家人）會給我送松球取暖。他們還會采來野菌，用它熬成雞樅油送給我。他們家中的果子熟了，也會采來送給我。”薛一萍說，雖然近些年來自己基本沒時間進山采摘，但每年到了山中各類果蔬、山貨成熟的時節，自己從來不會“缺貨”，“好多朋友都會采來送我，讓我覺得這里不光風景像仙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情感，真的也像傳說中的香格里拉。”

　　扎根當地25年，除了與當地百姓親如一家，薛一萍也始終感受著當地政府的親切關懷。她永遠忘不了，當年酒店建設中遭遇行政審批手續等制度性難題時，時任的大理州長身著白族少數民族服飾，隨同省政府工作人員幾度進京，向上級單位匯報懇托，才確保項目最終順利落成；她也忘不了，當年島內投資合伙人意外撤資，資金極度困難的當口，是云南省政府扶持旅游龍頭企業的部分貸款支持幫她度過了難關。時至今天回想起這些，薛一萍仍是感動不已。多年來，她將對于當地的感恩之心化作愛心，默默播撒。對于云南因貧困上不起學的孩子，她積極在臺灣尋求友人給予資助，并通過贊助“愛心小站”網站實現一對一幫扶，而這些幫助都是匿名的，“這是我對當地的一種基本付出，不能算是我幫助他們，應該是我感恩他們。因為沒有他們的先民留下這一塊凈土，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事業，而感恩他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給孩子知識”，薛一萍深信，“當一個人擁有知識的時候，你不需要再幫他，他自己就能幫自己，將來還能幫別人。”

薛一萍向記者娓娓講述自己的家族故事。（中國臺灣網 扶海濤 攝）

　　父親的身份與遺愿 “他是共產黨員 選擇長眠大理”

　　薛一萍之所以如此肯定知識的力量，或許還有另一個原因：畢竟自己也是出自書香門第的家族。據她回憶，盡管幾十年來生意做得挺好，收入好像不錯，盡管自己打小也最受父親寵愛，“但我總覺得，父親的內心里似乎從來就沒‘看得起’我。他總說，我薛家世代書香傳家，你的幾代祖先都是秀才、進士，就你搞了身銅臭，做個商人。”在島內，父親不準子女從政、從軍，希望他們全當教書匠。對于最疼愛的女兒棄文從商，父親總是引以為憾：“你怎么就沒有把咱們詩書傳家的門風延續下去呢。”

　　無論父親怎樣講，靠著經商發財致富，并在大理經營起酒店的薛一萍在站穩腳跟后，還是很快將父母和幾個兄弟陸續接來大理定居，一家人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一起。日子一天天過去，這一天，父親突然對她冒出一句：“知道嘛，你這輩子做得最對的一件事就是來大理”。薛一萍乍聞之下有點犯懵，“我以為他又要數落我，沒想到這回卻是莫大的肯定”。一番父女溝通之下，她得知，與自己的感覺近似，久居大理的父親也開始愛上了這里。年輕時也曾讀書萬卷、行路萬里的父親也認定，大理確是一塊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寶地，“別小看了這個地方，將來一旦發展起來不得了”，父親當時斬釘截鐵地說。緊接著，她發現父親的語氣嚴肅下來：“你記著，以后等我不在了，你要把我葬在這里。我要為我的后代做件好事”。薛一萍趕忙稱是，并詢問父親所謂的好事具體何指。父親一字一句地告訴她，“把我葬在這里，我的子孫最起碼每年都要來這里掃墓，久而久之他們也會愛上大理，薛家世世代代就能在這里扎根，這將是薛家最大的福報”。2006年，薛一萍的父親高齡仙逝，她遵照父親遺愿，將其葬于大理。如今，她依舊與母親、兄弟在大理安居，就連自己的兩個侄子，也在她輕描淡寫的幾句開導下，自島內直接報考了大陸高校。“回想起來覺得父親真挺有智慧的，而且他總算認可了我一次。”

　　追憶著父親的過往，薛一萍談到，自己初次登陸始于1985年，且原因就是專程為父親的心愿奔走。她介紹，父親祖籍蘇北，1949年被迫與家人分離后便日夜思念家鄉，唯盼有生之年再見親人。但眼見父親年事已高，況且當時（1985年）臺灣尚未開放老兵探親、兩岸仍屬敵對狀態，老人對返鄉也存一定“顧慮”。當下，她與父親商定，先由自己以取道香港的方式返回老家，替父親打個前站，而后再審時度勢。

　　薛一萍回憶，初次的大陸之行給她的感覺還是很不錯的，只是回到島內后，父女二人再度陷入進退兩難的猶豫，在她當時的想象中，（讓父親登陸返鄉）風險確實不大，但也不能說沒有，難道當真要讓老人冒著風險走一遭？最后還是薛一萍拿出主意，“不如我將老家的親人都接到廣州，您先到廣州同他們會面”。就這樣，當年中秋，父親終于得以與分隔36年的親人重逢。“那個場面簡直是驚天動地，那個嚎，那個哭啊”。當時，父親向親人們允諾次年一定返鄉祭祖，他也真的于1986年，在薛一萍的陪同下返回了故土。

　　在女兒的幫助下沖破島內執政當局的阻隔兩度登陸成功，回到臺灣后，薛一萍的父親一下成為了當地老兵圈中的風云人物。“挺好的嘛，根本不會對我們怎么樣，當地干部對我們非常親切，假如回去了找不到自家祖墳，他們還會幫你找出來。”父親的訴說進一步激發起周遭老兵的思鄉之情。后來，不少老兵索性直接來找薛一萍：“我們都是看著你長大的，你既然帶了父親回大陸，我們這些叔叔伯伯你也不能不管”。此時已值1987年，隨著海峽兩岸的逐步開放，薛一萍申請了旅行社牌照，便開始一團團地帶領老兵返鄉探親。她記得，當時前來報名的老兵從島內各處涌來，很多人自己根本不認識，更不是父親的戰友，大家就這么一傳十十傳百地找上門來。那段時間，趕上中秋、春節等傳統節日時，自己有時甚至要運作上千人返陸探親過節，與家人團聚。

　　另據薛一萍回憶，盡管嘴上埋怨她沒有承襲家族的書香門風，但父親還是在自己登陸的第二年就從島內來到大理陪伴自己，直至十多年后長眠于此。在大理生活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機會，父親曾向她傾吐過一個隱藏了半個多世紀的驚人秘密：其實，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員。

　　原來，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薛一萍的父親由于立功表現，被委任為上海的地方基層干部，遂從蘇北老家前去赴任。她介紹，由于蘇北地處偏遠，那時也沒條件乘車，只能全靠步行，結果父親在途中遇到敗退的國民黨軍殘部抓兵，就這樣父親被迫去了臺灣，與親人一別就是近40年。“到了臺灣，父親立刻給自己改名，三個字的名字改成兩個字。因為他們家兄弟六個全是共產黨員，在地方上比較有名，否則一旦對上號，立馬就不要活了。”

　　薛一萍講述，在島內被迫從軍期間，父親主動向部隊提出，“我會寫字，還懂點醫術，申請當醫療兵。”于是，他就此成為一名軍醫，避開了操槍操炮，直至后來做了一輩子醫官。幾十年間，父親嚴禁子女在島內從軍、從政，他常說，“誰知道這一槍這一炮打過去，會打到我哪個兄弟。”

　　薛一萍說，1949年父親在赴任途中被擄走后，無論大陸的家中乃至政府方面均尋不到父親的下落，遂基本判定他是在兵荒馬亂中喪生了。直至后來的1983年，薛一萍的母親有機會去日本，父親便托她將一封信從日本寄到了蘇北老家，后來老家真的也把信回到了日本，薛一萍的母親再次赴日時將信帶回父親手中。薛一萍記得，父親捧著信哭了好多天，恨不得馬上就回大陸，但又不敢。于是這才有了前文所述，1985年薛一萍登陸為父打前站的一段經歷。

　　她感嘆，在島內從軍的父親是共產黨員，這在當年白色恐怖的臺灣可謂是驚天的秘密。幾十年來，父親始終一人扛著秘密，從未向包括家屬在內的任何人透露半句，直到來到大理后，才傾吐出一切。“那時候他已經不打算再回臺灣，而是在大理永遠定居，才將一切都告訴了我。”

　　今年7月，薛一萍在酒店內與兩岸青年研習團體座談，圖為臺灣文藻外語大學教授陳健祥向她贈送校旗。（中國臺灣網資料圖）

　　痛揭島內政治騙術 傾力服務兩岸交流

　　從1985年替父登陸到1993年初遇洱海，再到如今儼然成為地地道道的大理人。轉眼間，薛一萍即將迎來自己登陸發展的第26個年頭。這期間，憑借自己扎實的事業打拼以及在臺商圈中的良好聲望，她被推選為全國臺企聯副會長、昆明臺協常務副會長。此外，她也常年擔任省內的海協會成員。經營事業的同時，她始終不忘扮演好自己的多重角色，為云臺兩地乃至兩岸之間的交流交往貢獻自己的力量。

　　作為云南乃至大陸臺商的重要領航者之一，她透過協會的平臺，常年推動并參與到臺商在陸扶貧、助學，跨省急難救助等慈善活動中，“大陸給了臺商這么好的發展平臺，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一定要回饋這片土地，回饋這片土地上的百姓，這是應盡的本分”。

　　作為最早扎根大理的臺商引資人，她不斷見證著臺商融入云南的生動點滴：“有一次看到昆明臺協的一位老朋友發了條朋友圈，說自己從臺灣飛回來，‘趕緊在機場甩（云南方言，“吃”的意思）了一碗米線，總算才有飽的感覺。’意思是說習慣了云南的常年飲食，再回去時已經吃不慣島內的口味了。哎呀，把我們笑的，確實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作為海協會成員，她更是常年為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傾心盡力。記得當年省內舉辦第一屆農博會時，她一個人就招來了60多個臺灣展位，直接促成臺灣館后來的參展。當然，一年一度的滇臺品牌交流活動——云臺會背后，更是少不了昆明臺協與薛一萍牽線搭橋的身影。她介紹，海協會有時會有一些接待活動，多年來，大理區域的接待、說明工作都是由自己負責。每逢有各行各業團組前來參訪，她都會參與接待，并交流座談，比如談談“一帶一路”帶給云南的新機遇等話題。每當島內大學生團體走進大理，她也會與孩子們聊聊創業的話題，嘮嘮她講給自家侄兒的那番話；“你畢業以后，終歸需要就業或者創業。那么請問，未來當你耗費同樣的心力、同樣的成本，研發出一件產品后，你在臺灣能賣多少件？在大陸又能賣多少件？你是希望產品大賣，還是在島內的市場簡單賣賣就行？”

　　多年的接待活動中，薛一萍有幸得到與島內的老一輩政要結識、交流的機會。她回憶，自己不僅接待過連戰先生及夫人、陳誠的公子陳履安、已故的國民黨前副主席林洋港等人，諸如吳伯雄、郝伯村這些昔日政要更曾下榻于自己的酒店。“他們每次參訪都會奠定更近一步的交流基礎，這對兩岸同胞而言是一種福祉。”盡管會面時大家并未直接談起，但自己能夠感受到，臺灣老一輩政治家們對于“九二共識”的尊重與珍視，都希望在此基礎上營造更好的兩岸關系，使兩岸在和平穩定中共同發展，“以我的感受、觀察，他們抱持的心態或許很簡單：大家都是炎黃子孫。”

　　薛一萍所建設經營的亞星大酒店就坐落在洱海畔，諸如吳伯雄、郝伯村等昔日島內政要都曾下榻在此。(網絡圖)

　　將近兩個小時的受訪中，薛一萍始終侃侃而談，妙語不斷。回憶起過往的趣事，她總會不自覺地以手掩口，粲然而笑。然而，在記者眼中，自己與薛一萍進行的這場連貫完整、毫無間歇的對話，卻完全可以分為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的薛一萍繪聲繪色地講述著自己家族與大理間仿佛天生注定的美妙姻緣，沉浸在深深的幸福感中。而“下半場”，當話題不知不覺間來到攸關島內民眾生計、百姓福祉的兩岸問題，特別是談到自2008年起發展勢頭良好的兩岸關系遭到人為破壞時，之前言談溫婉、語調柔和的她也不禁泛起肝火，義憤之色在臉上幾番浮現。

　　她結合自己親歷兩岸交流交往的所見所感指出，自2008年至去年“520”前夕，兩岸關系始終良性發展，島內很多朋友都曾告訴自己，那幾年大家的日子很好過。不久前，她剛剛回過一次臺灣，“真的是叫苦連天。大家反映，臺灣經濟不好、政策不好、國際聲譽不好，什么都不好。手上的各類資產通通跌，工薪族賺錢困難，年輕人就業困難，企業主做生意也很難發展。”

　　針對當前島內民眾的困境，她直截了當指出，對普通百姓而言，當政者所謂的“政治信念”究竟是什么，并不是百姓所真正關心的。百姓最關心的不過是吃好了沒有，住好了沒有，生活水平提升了沒有。“作為一個執政黨，只要能讓老百姓生活富裕，沒有思想負擔，那就是最好的政黨。至于你想在任內搞出什么‘政績’，要跟日本還是哪個國家友好，這對百姓而言并不重要。現在大家只知道有人吃不飽穿不暖，民眾口袋里沒有錢，我覺得這就是這個執政黨失敗的地方。”反觀大陸，百姓生活越來越富裕，在國際上無論走到哪里，都是最受殷勤接待的觀光客，她表示，最近一半年來自己行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或是走出國門，當被問到是哪里人時，她總會不由自主地回答“云南大理人”，在她心中，要承認自己來自發展每況愈下的臺灣，幾乎有些難為情。

　　她坦言，自己的話在某些人聽來或許格外刺耳，但非常中肯。“百姓的要求不高，就是希望過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眼下島內執政者施行的固執政策，不但影響了臺灣民眾的生活，甚至間接波及到在陸投資的臺商，“即便大陸對臺商的政策再友好、開放，優惠不變，你能保證所有大陸百姓對臺灣人的感觀不變嗎？”久居大陸的她深深體會到，大陸百姓最是愛國。當兩岸關系遭到人為破壞，久而久之，總會間接加重百姓對臺灣人的負面觀感，使臺商的事業受到一定阻礙，“人家不愿意跟你合作”，她以自己的事業為例，“現在兩岸關系不好，大陸游客到大理住店，倘若了解情況的旅游者難免提出，那家店是‘不知好歹的臺灣人’開的，大家別去住。”她表示，這對于在陸辛苦打拼的臺商而言，又是何其無辜。

　　可令人無奈的是，在如今的臺灣，“一個人的偏執就是可以影響到整個時局，害所有的百姓跟著受累”，薛一萍指出，自島內這一屆執政黨上臺以來，兩岸聯系溝通機制停擺，不但島內旅游業及相關產業哀鴻遍野，農產品也出現大量滯銷，“然后執政者出來建議所有民眾，你們要天天吃香蕉，吃香蕉有多好多好……”她指出，假使把島內滯銷的香蕉銷往大陸，“不要說整個大陸，單是一個省的人口都不夠吃。如此淺顯的道理，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都能想得通，身為一屆領導人難道想不通嗎？”

　　“九二共識”是兩岸基石　“富足百姓”是最硬道理

　　據媒體報道，去年9月間，臺灣海基會舉辦臺商中秋聯誼會，當時的海基會新任董事長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卻刻意避免使用“九二共識”，而以“那四個字”代替，這讓奔波兩岸看重和平發展的大陸臺商群體極為不滿。全國臺企聯王屏生會長當時動怒表示，“‘九二共識’、一個中國概念這么清楚，為什么不能講？臺灣社會真的是有病！”談起這段風波，薛一萍指出，“九二共識”根本就不是現今這一屆島內執政者“說不認就可以不認的”，這就好比兩家公司簽了合約，其中一方換了總經理，于是就宣稱簽過的合約不算了，簡直荒唐而滑稽。她表示，“九二共識’自達成已歷20多年，島內執政者現在卻拒不承認，甚至“不準談”，“根本就是將個人的仇恨建筑在整個民族的關系上”，極度不負責任。

　　說到這里，她與記者談論起此前有十九大臺籍黨代表遭臺灣方面注銷戶籍，以及近期島內執政者針對“統派”人士所施行的一系列打壓操作，并表示，依照島內現行“憲制性”規定，民眾享有信仰自由，可執政者卻公然帶頭違反規定，剝奪百姓信仰自由，“是不是該負法律責任？”薛一萍痛斥，這樣的執政簡直就是胡鬧，“沒有章法，不守信用”。她形容，“九二共識”就宛如兩岸間和平發展一紙“合同”，島內執政者面對如此鄭重的“契約”都能翻臉不認，肆意妄為，根本就是罔顧臺灣民眾的安危福祉，一切就是出于狹隘的個人認知與黨派的一己之私。　

　　談及未來，薛一萍表示，依目前情勢，自己很難對臺灣的發展抱有什么希望，“不過也不必失望”。對臺灣民眾而言，要改變當前的狀況就必須改變政黨的思維，當無法改變政黨思維時，民眾可以做出“選擇”，用民意改變現狀。在她看來，臺灣人只要想自救就能改變現況，“除非是習慣了‘溫水煮青蛙’，還覺好得不得了，那真是誰也救不了你”，否則一切就看百姓自己怎么想。

　　她明確指出，對臺灣而言，經營不好兩岸關系的話，經濟一定不會好，而發展兩岸關系的基石就是“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個友善而堅固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沒有什么不可講，沒有什么不可談，沒有什么不可協商。平臺之下是‘兩岸一家親’，同胞的心越來越近，大家進一步互助合作。”

　　受訪中，薛一萍談起，自己早在八十年代曾于香港經營事業，近年也再度在香港開設了公司，“感覺和八十年代在香港時也沒什么不一樣”，食衣住行更方便了，百姓的生活方式依舊得到了維系和尊重。對于臺灣的未來，依她個人的觀點看，“我覺得香港的模式也蠻好的”。她始終記得，當年香港經濟低迷時，國家通過推動赴港游等等一系列措施，成功帶動了香港經濟。在她看來，這樣的手筆除了中國政府，恐怕任誰都做難以做到。

　　但她也提到，依常理而言，國家各省份、地區的經濟都該靠自己發展，如果是靠中央支持拉動，“對其他省份會不會顯得有點‘不公平’呢？”但無論如何，國家就是這樣維護著這些從小被迫與母親分離，被別人抱走養大的孩子，“這樣的孩子，母親偏他們一點，或許也可以理解吧”，薛一萍說，“總之，我覺得不必那么糾結，還是那句話，誰執政不重要，誰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那才是最重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