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當下都將成緬懷,一切現在都將成為過去。這是《寶島一村》舉重若輕的收尾。
故事的集中地——三戶人家的老老小小重回眷村,熱鬧地聚在一起,主場景卻慢慢轉至臺后背對觀眾。而直刺觀眾內心的是正前方清冷黯淡的舞臺:死去的父親與兒子的對話,眷村即將拆除走進歷史,一個時代結束,生活卻還在繼續。60年前,數十萬人被迫遷此,在無奈中湊成眷村這一桌酸甜苦辣的宴席;如今宴席結束,觥籌交錯間,我們笑得眼里都是淚。
時隔多日,《寶島一村》二度來滬獻演于東方藝術中心,依舊是一票難求的場面,依舊是全場起立鼓掌,依舊在散場時有熱騰騰的思鄉包子吃,依舊在回家后激動難眠……很多人在其間笑了又哭了,亦喜亦悲心緒難平。劇中,手提一根搟面杖的天津錢奶奶,1949年跟女兒、女婿從北平落腳到臺灣嘉義的眷村。女兒對眼前的一切都不滿意:熱汗四流,沒法洗澡,沒有北平的冰鎮酸梅湯,自己堂堂一個北大預科生下嫁一個連名字都很可疑的大兵:他說他姓楊,可是又自稱“趙漢彬”領到眷村的一間房。
被命運安排著,趙家遭遇了周家和違章搭建在他們中間的朱家。朱太是“本省人”,一句“國語”聽不懂。而錢奶奶卻用天津話向朱太傳授做天津包子的訣竅:肥肉跟瘦肉的比例要根據季節變化來調整,夏天肥瘦比例三比七,冬天肥瘦比例四比六。錢奶奶念叨著:“天津,我家,我老家……”她連比帶劃,高聲大喊,黯然垂淚,而朱太太對包子的做法仍然似懂非懂,不過這并不妨礙日后她做的包子聞名嘉義。三戶人家比著北斗星找各自的家鄉,想著吃完在臺灣的最后一頓年夜飯就回去;三戶人家包餃子,齊聲唱著《松花江上》;三戶人家斤斤計較也彼此扶持,劇中有一句關于天津包子的臺詞,“什么味都有,但你就是吃不出是什么味”,這也正是《寶島一村》的真實寫照。
為《寶島一村》貢獻出100多個故事原型的王偉忠是生于眷村的第二代。這位臺灣綜藝界的大哥大,白發斑駁的身影作為“說書人”出現在舞臺上。這些打動觀眾的故事和細節里,有他從小到大在眷村浸染的生命情懷。“一個人不能只有記憶,沒有回憶。”為了不讓記憶如塵土般隨風飄散,王偉忠和賴聲川聯手打造了《寶島一村》。在他的回憶中,所有眷村差不多都是一個樣子,都有個巷子,都有大榕樹,榕樹下有幾個破椅子,它們很重要,是媽媽喂我們吃奶、吃飯的地方,也是爸爸談些大事的地方。最好玩的就是眷村的姐姐或哥哥長大帶著他們的男友或女友回來時,眷村媽媽都會在這個地方,看他們走進來不講話,走過之后就“喳喳喳喳”講不停,讓我非常非常懷念這地方……這些舊時的記憶,都化在了劇中,成為了實實在在的生活質感。戲中的老趙有段獨白:“人生要開心,要盡量開心,哪怕就剩下自己一人了,也要努力開心。”歷史的真相往往在許許多多人經歷了幾世紀的風雨后才悄悄浮出海面。而“寶島一村”只是個虛化的地名,它代表一種思念、一種起承轉合。屬于眷村的記憶是最珍貴的思鄉史……情懷有多大,就能走多遠。整部戲里有的,只是因生活之名的喜怒哀樂。沒有刻意的大時代,只有光陰的悄流;沒有刻意的典型性人物,只有每一個被生活的驚濤駭浪沖得東倒西歪、隨波逐流而又總有些矢志不改的小人物……而恰恰是這樣的家長里短、人情世故,終使大時代里寶島臺灣特有的生活形態和族群文化,最終被不同層面的觀眾們接受了、感動了、喜歡了。
無法接受“無常”是悲劇,可以接受“無常”則是戲劇。“我常常在想,1949年,你們看著我們離開,對你們來說,下一個畫面就是1987年,臺灣開放返鄉探親了,我們西裝筆挺,提著體面的禮品盒子回來了。你們都覺得臺灣真棒,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們苦得很。”賴聲川說。
《寶島一村》排練排到返鄉探親一場戲時,賴聲川腦子里曾經一片空白。直到腦子出現一個畫面。三把椅子在舞臺上一字排開,一把椅子就是一家人的位置。于是我們看到了冒名頂替的老趙身后,其子到大陸探視奶奶。祖孫相見,奶奶“啪”地一記耳光打在孫子臉上。半晌后,奶奶說:“這一巴掌是替你爸挨的。他跟我說去玩一下就回,這一玩就玩了40年。”兒子成人后,跟著丈夫回內地探親的朱太太,到了家門口才發現自己是“二奶”。”誤以為已陰陽兩隔,卻在耄耋之年重逢的周太太與前夫李子康出現了這樣的對話:“你過得好嗎?”“日子快過完了。”“你結婚了嗎?”“我結過婚了。”如此命運糾結,無法言語,卻飽含了一種人世溫暖而堅定的守望。劇中老周最后說:“人一生的遭際哪是人可以估算的?我很幸運,能跟你們一起走這一遭。開始我們習慣接受不幸,后來人們接受了那是幸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回憶,而回憶有時是種力量。劇中扮演大毛的劉美鈺的父親也是眷村子弟。1962年,劉美鈺的父親曾在日記本里抄下華茲華斯的詩:“盡管光芒閃亮卻短暫/從我視線中永遠消逝/盡管一切無法重來/草原中芳草猶綠/繁花似錦的時刻/我們無需悲傷感懷/就在殘留中找尋力量。”
“生命有一種荒謬。這種荒謬你可以說好可憐,你也可以覺得還可以。完全可以一邊笑,一邊難過。”賴聲川說。 (記者 陳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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