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夢秋（廈門大學特聘教授）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系統中，用于描述其基本性質的雖有“實踐性”“階級性”“批判性”“革命性”“科學性”“實證性”“新唯物主義”等概念，但卻并沒有“規范性”“規范性維度”“規范主義”這樣的詞匯。當前，為了回應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與誤解，并擴展馬克思主義研究視域，很有必要引入和運用這些詞匯。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規范基礎是不明確的。國外學界也有觀點否定馬克思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維度和規范性內容。對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作出回應。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存在著規范性的內容和維度，而且它的規范基礎是比較明確的。

　　1 何為規范性維度

　　為了闡發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維度，首先必須說清楚什么是“規范性維度”。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有兩個術語：規范主義和描述主義，也叫規范性維度和描述性維度。例如，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等領域，都存在規范主義與實證主義（也叫描述主義）之爭。哲學中的科學主義學派與人文主義學派的分歧，也有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對立的色彩。那么，什么是規范性維度或進路？國內外諸多解釋似乎都不甚明晰、周全。筆者認為，從基于某種價值觀的“應然觀”出發，對相應的實然性存在，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評價，繼而進行維護、矯正或重構，這個維度或進路就是規范性的維度。

　　為什么從某種應然觀出發的維度，就是規范性維度？因為具有普遍性的應然要求就是規范。例如：“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應然要求，就是國家公職人員應該普遍遵守的基本規范。而規范或者說普遍的應然性要求則產生于相應的價值觀。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在此，他列出了魚、熊掌和義這三種有價值的東西，并加以評價和排序，這就是孟子的價值觀。從這種價值觀出發必然得出這樣的應然抉擇：多種價值若不能兼得，就應該取道義而舍其他。

　　春秋時期，孔子根據周禮的“天子禮樂用八佾，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二佾”，痛斥魯國大夫季孫氏的僭越行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譴責、批判季孫氏之流僭越行為的維度，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規范性維度。這一維度所依據的規范就是周禮（當時的社會規范系統），其價值觀基礎就是孔子對周代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等級關系的尊崇，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在孔子看來，名分綱紀亂了是天下大亂的原因，所以他力圖通過“正名”來矯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和“民無所措手足”的亂象，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個維度就是以規范矯治失范的維度，簡稱規范性維度。

　　這種規范性維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廣泛存在的。例如，在公交車上有年輕人不給身邊的耄耋老人讓座，另一乘客就對這位年輕人說，“你應該給這位老人讓座”。這位乘客是從“在公交車上應為老弱病殘孕幼讓座”這一應然要求出發，去批評、矯正年輕人不肯讓座這一實然狀況的。在此，應然判斷就是道德規范。

　　規范性維度不僅存在于哲學社會科學和社會活動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例如，在某建筑工程驗收的場合，驗收人員把國家或行業的技術規范作為標準，去檢查工程質量，給出質量不合格的鑒定，并責令工程建設單位整改。這也是規范性維度，作為其基礎的價值觀就是許多建筑工地都高高掛起的橫幅大標語：“百年大計，質量第一。”所以，有些學者如哈貝馬斯等認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缺乏規范性維度，是有片面性的。

　　與這種規范性相對的另一種維度，學者們有的稱之為描述性維度，有的稱之為解釋性維度，還有的稱之為實證性維度。筆者認為，可用“認知性維度”把這三種表述統一起來。描述性維度對事物本身有所斷定，有所描述。例如“今年夏天某地最高氣溫達45攝氏度，江河多處干涸見底”。解釋性維度通過對因果關系的考察和把握，來解釋事態和事變。例如“為什么今年夏天某地的氣溫會高達45攝氏度？原因是什么？”實證性維度要求對斷定和解釋提供經驗性證據。例如，對某地出現高溫天氣的斷言及其解釋提供可靠證據。描述性維度、解釋性維度和實證性維度是人們對事物認知的三個階段，所以可統稱為認知性維度。

　　規范性維度與認知性維度，說到底就是對待事物的兩種方式。前者是“以我觀物”，后者是“以物觀物”。前者是“從主體的方面”去看待，把主體作為萬物的尺度去臧否、維護或改變現存的事物。后者則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去看待，力圖客觀地認識事物。對待事物的這兩種方式是相互依存的。當人們完成了對事物的認知，特別是在完成事變的因果關系的認識后，就會考慮事物和事變（如有些蘋果爛了，蟲咬的）對當事人的或正或負的價值（在此是負價值，蘋果絕收會減少果農收入），然后決定人們對這種狀態的作為（即決策和實操：應噴灑農藥并馬上行動起來）。可見，對待事物的規范性維度，不僅包含評價的維度，而且包含實操、實踐的維度。學界通常把規范性維度和描述性維度看作學術研究的兩種方法、兩種路徑，稱前者為規范主義的方法或路徑，稱后者為描述主義或實證的方法或路徑。這種見解，忽視了規范性維度的實操和實踐的方面，是有片面性的。

　　同時，我們還應看到，把認知性維度的活動和規范性維度的活動，看成兩個先后繼起、循環往復的過程，是為了研究和敘述的方便。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人類最優先的活動，肯定是有欲、有求的規范性活動，即按自己的價值尺度去接觸或改變外部世界以滿足自己需要的活動，而不是單純的認知性活動；但在任何按主體性要求而開展的規范性活動中，如采摘和打獵的過程中，人們都會直接接觸到活動的對象，如山川、草木、野果、野獸等，從而獲得關于活動對象的各種性狀及其聯系的覺知。只是在腦力勞動從體力勞動中分離出來之后，才有規范性活動和認知活動的分離，才有誰先誰后的爭論，才有休謨問題的提出。休謨問道：我們是怎樣從“是什么”導出“應如何”的，是怎樣從事實導出規范的？筆者認為，在歷史和現實中，這兩種活動原本就是二位一體、同時發生在實踐過程中的；根本就沒有一個何者邏輯在先，誰導出誰的情況。如果我們觀察新生兒的活動，也會發現它的第一個活動肯定不是認識乳房的活動，而是因饑餓而主動索求和吮吸乳房，進而發生了對乳房的感知。至于有了主體意識以后才產生的從“是什么”到“應如何”的通道，無論是類還是個體，都是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摸索、試錯而建立起來并傳遞下來的，而且也只有經過實踐篩選，才能傳遞下去。在這期間，與其說是推理在起作用，不如說是基于活動和實踐而建立起來的模仿和聯想的機制在起作用。例如初民們最初的種植活動就是對自然界植物“是怎樣生長”的過程的人工模仿。那時，“應該怎樣”就是對“是怎樣”的模仿和再造，是對自然的因果關系的模仿和再造，是從簡單的模仿和再造到復雜的模仿和再造，直至各種復雜的模仿和再造的任意組合。休謨倒是論述了聯想和重復的作用，這是他的貢獻，但是他離開人類解決生存問題的勞動與實踐，抽象地來思考這個問題，因而就難免陷入困惑之中。

　　2 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維度

　　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規范基礎是不明確的。哈貝馬斯說：“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的規范基礎方面，從最初起就是缺乏某種明晰性。馬克思相信自己運用的巧妙的手法，即通過對黑格爾邏輯的唯物主義改造，已經解決了社會理論的規范基礎問題。”哈貝馬斯在《交往與社會進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多次表達了這個觀點。在國內外學界關于馬克思談不談正義和道德問題的爭論中，有一派學者，如美國學者艾倫·伍德、米勒等也認為：馬克思不關注正義和道德問題，不重視以正義和道德為根據和前提的批判。這實際上也是否定馬克思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維度和規范性內容。

　　哈貝馬斯認為，要開展對社會的批判，必須從一個基礎或立足點出發，這個基礎或立足點，作為批判的根據，要么是自然主義的，要么是規范主義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從辯證邏輯即辯證法的否定性和他對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描述出發的，所以其立足點或基礎是自然主義或客觀主義的，而不是規范主義的。他說，“馬克思曾認為，他……強行宣布唯物主義占有了黑格爾的邏輯學方法，就似乎解決了這個問題（即成了‘批判的’理論）”“馬克思把規范性和主體性與可以感知和可以控制的事物相提并論，認為它們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客觀化或‘具體化’的”，馬克思“把批判和自然科學等量齊觀”。也就是說，馬克思把他的理論客觀化、自然科學化，從而消解了其批判的規范基礎。

　　哈貝馬斯斷言，馬克思“認為……批判……資產階級理論的規范內容，即現代自然法和政治經濟學的規范內容……就夠了”，而馬克思又“必定沒有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即社會理論的規范基礎問題，于是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就失去規范基礎，至少是不明確的，即“當資產階級的理想……失去作用時，內在批判似乎能夠使用的規范和價值也就不存在了”。這也就是說，馬克思否定了資產階級理論的規范內容，而自己對社會理論的規范基礎又缺乏研究，所以他不是從某種清晰的規范和價值出發，去批判資本主義的，而是借助唯物辯證法并根據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自然主義地否定資本主義的。

　　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馬克思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基礎、規范性維度是存在的，而且比較明確。在馬克思世界觀轉變前后，他的批判所依據的規范基礎或者說規范性維度是不一樣的。例如，他在萊茵報時期對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的批判，和他在巴黎公社時期對鎮壓工人的資產階級的批判，二者所依據的規范性基礎是有區別的。前者站在新興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后者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而在世界觀轉變完成之后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或在同一時期對待不同對象，馬克思社會批判的規范性基礎或維度也是有差異的。例如，鴉片戰爭期間，他對英國殖民者的批判，和他對腐朽的清王朝的批判，二者的出發點就是不一樣的，前者是站在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后者則是站在“現代性”的立場上。但是，不管各時期的差異有多大，有兩個共性貫穿始終：一是以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作為該利益之表達的無產階級價值觀為價值基石，以對歷史的客觀規律和發展趨勢的把握為科學基石，融合這兩大基石而形成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社會及其經濟、政治、文化應如何的革命理想（應然觀）；二是從有別于空想社會主義之空想的革命理想出發，既訴諸理論武器也訴諸物質武器（工人運動），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實然狀態，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包括其規范性內容）進行評價、批判和解構，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建構而奮斗。

　　第一個共性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事批判和建構的基礎、依據和出發點，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奮斗目標；第二個共性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活動與實踐活動所要批判的實然對象及其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者所要建構的新世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批判和社會建構的規范性基礎或規范性維度，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這個規范基礎或規范性維度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和應然觀（革命理想）的統一；這個基礎的基礎是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歷史發展規律的有機統一；其特點是理論的批判和“物質”的批判的統一，道德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的統一；其理論上的貢獻和實踐中的成就是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從理想變成現實。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規范基礎和規范性維度，說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和遠大理想，說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實踐性、批判性、革命性、建設性及其與科學性的關系，說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價值尺度和科學尺度的統一、應然尺度與客觀尺度的統一。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從這一基礎出發去批判、解構資本主義，頌揚、建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也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以無產階級利益和科學歷史觀為基礎，從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和應然觀出發，批判違背無產階級利益和歷史規律的一切，維護符合無產階級利益和歷史規律的一切，建設符合歷史規律和無產階級及全人類利益的“自由人聯合體”的邏輯進路和實踐過程。

　　對于主體以自己的價值尺度、應然尺度去對待客體的這一維度，馬克思是有過比較充分的論述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對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的批判，就是把作為人之本質的勞動本來“應如何”而資本主義勞動的實際“卻如何”的巨大反差，作為依據和出發點的。在該書里，他還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在此，內在的尺度就是價值尺度，美的尺度就是主體尺度和客體尺度的統一。在1845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批判舊唯物主義對客體“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不是從實踐去理解，這就是主體的規范性維度，而且突出了規范性維度中的實踐要素。在1867年的《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想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也就是說，建筑師在施工之前，就在頭腦里形成了建筑的觀念模型（如圖紙）；圖紙和模型能夠隨心所欲地想象出來嗎？不能，它只能是建筑師根據一定的技術規范和技術標準設計出來的。這就是觀念設計和實踐操作的技術規范維度。所以，哈貝馬斯盡管是抱著善意來批評馬克思的，并力圖彌補他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規范基礎不明確的不足，但筆者認為他的這一批評顯然是不合乎實際的，況且他還否認了科學技術工程的規范性維度。

　　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與它的科學性是既有本質區別又相互依存的兩種性質。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或者說它的體現其階級性的價值觀與應然觀（理想），和以之為基礎的批判性、革命性、建構性，離開了它的科學性，離開了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把握，就會陷入空想社會主義和倫理社會主義的窠臼；而馬克思主義者也從不奢談價值中立，從不標榜自己的研究與價值無涉、與利益無涉，而是公開宣布自己的學說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對此，馬克思是這樣說的：“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也有過精辟的概括，他說：“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并且從工人階級那里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學那里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作為科學，他是面向工人階級的，是與工人階級情感相通的，是科學性和階級性（規范性之根基）的統一。總之，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是與科學性互相依存的，而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又是為實現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