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武漢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 項久雨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其以深厚的中華文化為基調和底蘊，具有獨特而鮮明的文化邏輯。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發展圖景映照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稟賦，孕育了中華民族社會生活賴以維系的價值體系。這些價值體系作為中華民族根源性的共同觀念，涵育了中華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價值源流，為我們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內源性可能。

　　以民為本思想浸潤著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民本思想源遠流長。西周統治者總結夏朝衰亡之教訓，強調“民”在國家治理中的現實意義，告誡子孫修德、敬德以“保民”。周公旦提倡“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保惠于庶民”（《尚書·無逸》），凸顯了體恤人民、施惠于民，關心和重視改善人民生活的情感態度。春秋戰國時期，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發展格局中，民本思想熠熠生輝。管子主張“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國》），認為富以養民是治國的首要任務。孟子主張“制民之產”（《孟子·梁惠王上》）、“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等，倡導規定百姓產業，征稅有定制，為百姓生產提供基本條件。“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荀子·富國》）的主張，體現出利民、富民的為民情懷。古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荀子·富國》）辨析了民富與國富的邏輯關系。秦后到清末，民本思想愈益豐富發展。賈誼“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新書·大政上》）的觀點，表達了物質利民、愛民憂民之心。循史而察，中華文化涵蓋了富民、利民、養民的思想觀念，其不斷延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資源。

　　“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映照著中華兒女追求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回顧中華文化發展歷程，“大同”“小康”社會構想體現出無數志士仁人對美好家國的期盼。《禮記·禮運》勾勒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會狀態，表達了儒家對“天下為公”理想社會的追求。《孟子·梁惠王上》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從關注物質層面的需求到觀照人民發展權益，描繪了小康社會的理想藍圖。盡管“大同”“小康”等構想在當時有其歷史局限，但仍成為引領無數仁人志士建立理想社會的美好愿景：康有為“人人皆教養于公產，而不恃私產，人人即多私產，亦當分之于公產焉”（《禮運注》）的平等富足理想，孫中山先生“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民有、民治、民享政治理想，等等，凸顯出對于實現全民所有制、反對貧富差距懸殊的經濟發展、互助和諧的社會生活的不懈求索。歷史地看，中華文化中體現的對人民勞苦的體察、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諧社會的構想，積淀發展為鐫刻在中華民族性格中的文化基因，形塑著人民群眾對社會生活的價值追求和意義建構，表達了中華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民族心理和價值目標。

　　“和合”理念涵育著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價值支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合”理念融入中華民族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體現在國家治理的各維度，表達了和而不同、和平共處、和諧發展的思想觀念。在人際維度，“和合”理念包含“致中和”（《中庸》）的修養之道，涵蓋“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的處事之道。在人與自然維度，“和合”理念包含“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荀子·禮論》）的自然之律，涵蓋“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狀態。本質上，“和合”理念承認具體價值觀念的多樣性、人類價值追求的普同性和人類社會總體發展的共通性，內在支撐人類在日益緊密的交往關系中謀求安全、企望和平、向往繁榮的美好愿景，內蘊了共同富裕的價值根源。扎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凝聚“和而不同”的思想共識，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的實踐路徑，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需要“和合”理念提供價值支撐。在主體維度，倡導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球合作共贏；在內容維度，推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在時間維度，處理好發展速度、發展階段、發展進程的相互關系；在空間維度，推進國內國際、城鄉區域、民族地區合力發展，提高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