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華文明探源看世界文明交流互鑒
到今年5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自啟動已整整進行了20年。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綿至今、未曾中斷的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獨特而重要。中華文明的起源,不僅是我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研究課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充分說明,無論是物種、技術,還是資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斷傳播、交流、互動中得以發展、得以進步的。”
中華早期各區域文明融合發展為中華文明
20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對百年研究成果進行回顧,我們看到,大約在1萬年前,長江中下游地區先民開始了稻的栽培,華北地區先民則開始了粟和黍的栽培,相繼開始定居生活。此后,稻作農業向北傳播,到距今8000多年時已傳播至淮河流域,距今7000多年時,傳到黃河流域。與此同時,粟作農業也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發展起來,并陸續向南傳播到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取得顯著發展。琢玉技術大約在9000年前已出現在中國東北地區。到8000多年前,在內蒙古赤峰興隆洼文化中,已有制作精致的玉玦和玉墜等裝飾品。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也出現了與之形制相似的玉玦和玉墜的組合。這說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華大地各個區域的先民們已有相互交流的可能性。
大約5500年前,遼寧西部和內蒙古東南部分布的紅山文化晚期出現了制作精致的玉龍玉鳥、玉龜玉人等,它們作為禮器被置于貴族墓葬中。與之種類和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在同時期長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的高等級墓葬中也有發現。這一時期,分布于黃河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彩陶紋飾對周圍影響廣泛,在黃河上游、黃河下游、長江上中下游,以及遼河流域都出現了以圓點和弧線三角為主要特征的彩陶紋飾。在廣闊區域內,第一次形成中原文化對周圍地區影響強烈的局面,說明在5500年前這一中華大地各區域文明孕育形成的關鍵時期,生活在以上地區的人們交流十分活躍,已經形成龍的崇拜、以玉為貴的理念等若干共同文化因素,出現了早期中華文化圈,為形成商周時期以中原地區為引領的歷史趨勢奠定基礎。
大約4300年前,長江下游曾經盛極一時的良渚文明衰落。黃河下游、黃河上游、長江中游等地區的文化面貌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文明化進程出現重大轉折,只有黃河中游地區的史前文化在繼承仰韶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形成中原崛起之勢,出現了以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為都城的強大勢力集團。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遺址包含很多其他地區的文化因素,例如來自黃河下游地區的陶制酒器、木質棺槨構成的葬具,來自良渚文化極有特色的玉琮、玉璧和玉鉞,以及來自長江中游地區的雙翅形玉飾等。而原產于西亞地區、經過中亞地區和中國西北地區傳入黃河中游地區的小麥、黃牛、綿羊和冶金術等也有發現,這是首次出現中原地區廣泛吸收周圍地區先進文化因素的現象,在其他地區非常少見。正是由于中原集團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兼收并蓄各地先進因素,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才能在與各地區集團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縱觀中華文明早期演進,中華大地各區域文明異彩紛呈,對中華文明的形成作出積極貢獻。其中,中原地區以開放的心態,創造性吸收融合各種文明因素,得以發展壯大。由此可見,多元融合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中華文明與域外古老文明發生交流、碰撞與融合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結果同樣表明:中華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在形成過程中,也與域外其他古老文明發生交流、碰撞與融合。
大約5000年前,發源于西亞地區古代文明的農作物——小麥和家畜黃牛、綿羊等經中亞傳入我國西北地區,并繼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此同時,銅的冶煉和制作技術也從西亞經中亞地區至河西走廊傳入黃河中游地區。
大約4000年前,家馬由歐亞草原傳入我國新疆地區;距今3300年左右,家馬和馬車經由歐亞草原地帶傳入商代晚期都城——殷墟。
上述外來文明因素的融入,豐富了中原地區農作物和家畜的種類,在黃河流域形成了粟、黍、稻、麥、大豆構成的五谷農業體系和以豬、狗、牛、羊、馬為主的家畜飼養體系。來自西亞地區的冶金術經我國西北地區傳入黃河中游地區后,與此前仰韶和龍山時代已經掌握的高溫燒制陶器的技術相結合,經過創新,誕生了青銅容器鑄造技術,在堯舜時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銅容器,為夏商周王朝時期輝煌的青銅文明的產生奠定了基礎;馬和馬車的傳入,則豐富了黃河流域人們的交通手段,擴大了人們活動的范圍。
這些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即使在史前時期,交流就已經普遍存在,持續的跨區域、跨族群的交流,記錄了文化互鑒的歷程,促進了文明的發展。這是中華文明持久興旺的關鍵,是中華文明魅力永恒的支撐。
交流互鑒促進世界文明發展
放眼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無一不積極吸收其他文明的先進因素。無論是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皆是如此。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使各個文明能夠充分吸收融合其他文明的先進因素,豐富文化內涵,促進文明發展。至于世界各地非原生文明地區,更是由于接受了周圍地區業已成熟的文明影響,從而加快了本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發展,甚至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例如,日本列島的史前文化經歷了在自身基礎上的緩慢發展,進入公元前五六世紀,中國周代的稻作與粟作農業技術和青銅器經由朝鮮半島傳至日本列島西部。進入公元1世紀后,日本列島西部九州地區的一些小國向東漢王朝朝貢,與漢王朝建立了直接聯系。由此,中國漢文化傳入日本,稻作技術、銅器和鐵器的制作技術陸續被其接受,大大促進了日本古代歷史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考古學大力吸收借鑒歐美國家先進的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和理念,特別是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手段,令中國考古學煥發生機活力,極大提升了中國考古學分析研究古代遺存并從中提取各種信息的能力。加之中國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歷史文化絢麗多彩,地下遺跡遺物極為豐富,我們采用這些技術手段研究出的成果,遠遠超過歐美發達國家應用它們所得到的信息量。這是我們作為文明古國擁有考古沃土的得天獨厚之處。比如,作為探源工程主要測年實驗室的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其測年精度在國際年代學會對全球100多個實驗室的評定中位列前五,為研究各個都邑性遺址的始建、廢棄年代,以及各地區文明化進程的關鍵時間節點提供了精確的年代數據。又如,關于良渚水壩的建筑年代學術界曾有爭論,通過對水壩建筑材料“草裹泥”中的草莖進行測年,確定了水壩是在約5000年前修建的。
無論是古代的歷史經驗,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變化都充分說明,開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保持活力、社會強盛發展的法寶。一切生命有機體都需要新陳代謝,否則生命就會停止。文明也是一樣,如果長期自我封閉,必將走向衰落。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加強文明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多次作出深刻闡述。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要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對中華文明在5000多年發展史中借鑒包容經驗的準確概括,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考古人要身體力行,為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作出中國考古學的獨特貢獻。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階段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