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龐德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在糧食安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綢繆，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糧食安全工作、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保障糧食安全是關系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糧食安全道路，筑牢大國糧食安全根基。

　　深刻認識大國糧食安全的嚴峻形勢和重大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障好初級產品供給是一個重大戰略性問題，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為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保障糧食安全對中國而言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必須居安思危，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要認識到，我國糧食供求仍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糧食品種供給結構性短缺，種業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高，部分農產品對外依存度高等問題依舊存在。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環境，我國發展面臨的內部和外部形勢日趨復雜嚴峻。越是風疾雨驟，越是驚濤駭浪，就越要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切實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筑牢大國糧食安全根基。

　　從國內需求研判，我國糧食呈現供需結構性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食消費需求從“吃得飽”向“吃得好”逐漸轉變的同時，也使得糧食供需關系出現了兩對結構性矛盾。一是低端產量過剩與高端供給不足的矛盾，二是口糧安全與改善型需求的矛盾。到2035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必然導致食物消費結構進一步向高質量改善型需求升級，糧食供需結構性矛盾將會越發突出。

　　從國內供給研判，糧食增產空間面臨硬約束。一是耕地面積持續減少。耕地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根本，是我們賴以吃飯的家底。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現有耕地面積距離18億畝的耕地紅線越來越近。二是耕地質量明顯下滑。由于高強度利用，我國耕地基礎地力也呈現下降態勢，東北黑土地退化、南方耕地酸化、北方耕地鹽堿化等問題尤為突出。三是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社會效益高但經濟效益相對較低，農民種糧積極性不足。部分農村地區出現耕地撂荒、耕地“非農化”、耕地“非糧化”等現象。

　　從國際供給研判，國際糧食供應鏈穩定性不容樂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國際形勢的持續緊張對全球糧食供應體系造成很大沖擊和影響，國際糧價出現大幅波動，給世界糧食安全帶來了不確定性。我國部分農產品例如大豆對進口的依賴度較高，且進口對象國家高度集中，國際形勢變化必然對我國糧食進口產生較大影響，從而影響我國糧食供給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多措并舉，筑牢大國糧食安全根基

　　面對現實情況，我們必須立足國內保障糧食自給，牢牢守住糧食安全底線，糧食問題須臾不能放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扛穩糧食安全這個重任。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從實現路徑上看，要通過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壓實糧食安全責任和強化政策支持幾個方面走好中國特色糧食安全道路，筑牢大國糧食安全根基。

　　落實藏糧于地戰略，切實提升耕地產出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嚴防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采取長牙齒的硬措施，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一是嚴守耕地數量紅線。耕地的紅線就是保障糧食的大壩，要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保質保量劃定永久基本農田，確保永久基本農田面積不減、質量提升、布局穩定。二是提升耕地質量水平。大力實施耕地質量保護與提升工程，將耕地保護和地力提升由單一營養體系上升為營養體系、污染體系、生態體系為一體的“三土三系”系統性工程。三是擴大有效耕地供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8億畝耕地紅線要守住，5億畝鹽堿地也要充分開發利用。”要實施鹽堿地土地改造工程，加強鹽堿地綜合治理，將具備開發成耕地潛力的2億畝“不毛之地”轉變為高標準耕地。四是要樹立大食物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各類食物供求平衡，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要深入積極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破除耕地的資源束縛。糧食的空間來源要從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從向土地要糧食轉而向江河湖海要糧食。

　　實施藏糧于技戰略，為糧食安全插上“科技的翅膀”。解決吃飯問題，根本出路在科技，其中首要的就是種業科技。種子是農業的“芯片”，種子資源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戰略性資源，是開展農業科技創新的根本性保障。政府要增加資金、人才投入，通過開展種業領域基礎性前沿性研究和重大技術的聯合攻關來加強高產、耐鹽耐堿、耐寒耐旱等急需品種的研發，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確立以農業科技企業為主體的種業創新體系，為我國種業科技研發的長期持續發展奠定自主創新基礎。

　　層層壓實責任，抓好糧食安全工作落實。糧食安全是維護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糧食安全工作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戰略問題、發展問題和政治問題，絕不能把糧食安全問題完全推向市場，任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必須層層壓實主體責任，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要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壓緊夯實主體責任，細化目標任務落實，層層傳導壓實責任。另一方面要嚴格落實耕地利用優先序。分類分級劃分耕地用途，高標準農田原則上要全部用于糧食生產，對于一般耕地，首要滿足口糧和食用農產品生產用地需求，不得為追求經濟效益在未保證糧食安全的前提下進行非食用農產品生產活動。

　　強化政策支持，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糧食具有明顯的準公共物品屬性，兼具數量安全、質量安全、國家和人民主權三項國家安全職能，必須從國家政策層面加強支持保障力度。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關鍵是讓農民種糧有錢掙。”我國種糧生產成本高、效益低，不少地方甚至連年虧損，打擊了農民種糧積極性，為國家糧食安全的持續性帶來隱患。構建國家糧食安全體系必須和提高農民糧食收益相統一，綜合實施補貼、獎勵、金融等一攬子政策措施，創新經營方式，優化實施種糧收入補貼政策，強化金融保險政策支持，實現農業發展、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協調發展。

　　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安。糧食安全一頭連著國家戰略，一頭連著百姓生活。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持走好中國特色糧食安全之路，筑牢大國糧食安全根基，始終把中國飯碗牢牢端穩，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作者：龐德良，系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