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系統性變革

　　對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中國明確提出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以來，關于“雙碳”目標的“時間表”與“路線圖”就一直備受關注。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為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國將陸續發布重點領域和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撐保障措施，構建起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在發展中不斷細化的“雙碳”目標，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哪些影響？

　　實現“雙碳”目標涉及領域極廣、影響面極深，與西方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們需要作出的變革更為劇烈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如何理解“系統性變革”這一判斷？

　　劉俏：首先我們來看“雙碳”目標兩個數字“30、60”中的“30”——2030年達峰，峰值約為108億噸。這108億噸凈排放量是怎么來的？

　　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氣候雄心峰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這種情況下從2005年的能耗倒推出2030年的能耗，同時預測一下到2030年GDP的大概增速，基本上就得出了108億噸。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我們從108億噸降到0、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而美國從61億噸降到0預計用43年時間(2007年達峰，目標2050年碳中和)，歐盟從45億噸到0，中間有60年時間。

　　換句話說，中國要完成這個使命，所經歷的變革，不管是技術變革還是經濟社會變革，肯定是最劇烈的。從這個角度講挑戰非常艱巨。很多人將其看成一個技術問題，這是一個認知誤區。碳中和不僅僅是技術變化，也不只是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變革，它的涉及面非常廣，影響非常深遠，需要作出的變革非常劇烈，會涉及制度層面、政策層面、金融市場、金融體系層面。

　　舉例來說，有人說把能源全部變成非化石能源，比如全中國都用水力、風力、太陽能發電，把高排碳行業的火力發電產能降下來，但是這背后涉及的是經濟均衡問題。又如，我們國家存在著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比如在內蒙古減排跟在江浙地區減排，同樣的成本，內蒙古的壓力會很大，因為主要產業結構、就業來源是跟火力發電、煤炭相關聯的。

　　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采用什么樣的路徑，制定什么樣的技術和產業政策，以及要用什么樣的碳分配交易設計？總而言之，碳排放權本身是一個稀缺資源，但怎么去配置這個稀缺資源，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應該說剛剛開始。

　　需要注意的是，碳中和并不是只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業。大家會認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個行業作為出發點，比如電力占中國二氧化碳排放44%，把這44%解決了，碳減排目標就大大逼近終點。但是有一個邏輯，現代國民經濟體系下，任何行業之間都是通過投入產出關系互為上下游，一個行業會通過傳遞效應把影響傳遞給別的行業，最后影響到整個經濟總體。畢竟現在中國有1.45億個微觀經濟單元，構成了非常復雜的生產網絡，不能局限地把某一個行業看成孤島。從這個角度講，我有一個簡單判斷，減排、碳中和，不能只盯著火電行業，應該考慮誰是真正的節點行業。

　　而我們把視線從生產端轉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費占到整個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構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關鍵來源。所以在中國要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必須采取從生產端、需求端同時下手的綜合性方式。這意味著未來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圍繞著碳排放可能會出現一個技術范式的徹底變革，或者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用經濟學語言講，就相當于是生產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會完全變化。

　　過去，我們大部分關于經濟學、管理學的認知都是基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現在進入一個新的生產函數、消費者效用函數時代，我們未來不能把它僅僅看成是約束條件，而是應看作推動社會進步和推動文明形態更替的根本力量。

　　記者：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絕不僅是出于節能環保考慮，我們應當如何認識實現“雙碳”目標的戰略意義？

　　劉俏：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的時間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強調“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要求“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錨定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雙碳”目標提出后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它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

　　第一，對我國長期高質量發展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我國經濟以更加可持續、對社會和環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實現長期、穩健增長，從而兼顧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

　　第二，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動能將發生巨大變化，同時有助于克服能源進口依賴。

　　第三，作出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諾，體現了我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也是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動能發生巨大變化的過程

　　記者：您剛剛提到，實現“雙碳”目標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動能將發生巨大變化，如何理解？

　　劉俏：再工業化，新基建，大國工業，更徹底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這五個要素合在一起，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重要的發展動能。

　　前四點很好理解，我們逐一來看。

　　第一，中國經濟的“再工業化”，也就是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驅動產業的變革，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空間。

　　第二，新基建——“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即圍繞產業變革、產業互聯網所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站、云計算設備等。

　　第三，大國工業。我們已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占到全球總制造業的29%左右，未來中國仍會保持比較大的制造業規模。

　　第四，更徹底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除科學技術外，制度改革和進一步的對外開放能形成一個龐大的制度紅利空間，這是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保持一定增速最重要的源泉。

　　除了上述四大動能之外，碳中和可能是又一個極為重要的動能。碳中和巨大的投資量，也決定了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穿透力。

　　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年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強調，為了符合《巴黎氣候協定》規定，全球需要在205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凈零排放(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凈排放大約為340億噸)，按IRENA測算結果可得出，2021-2050年內全球的總投資規模至少須約達131萬億美元之巨。

　　我國目前碳排放規模大約為100億噸，占全球比例約為30%，若IRENA測算正確，那么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投資規模達255萬億人民幣；其他的估測也都在百萬億級別。如果到2060年中國要投255萬億人民幣，每一年的投入基本占到GDP的3%。這不僅意味著技術的巨大變革，其對整個中國產業結構、經濟社會的沖擊會比我們想象的要劇烈得多，或將成為工業革命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變革。

　　2021年正好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第20年，過去20年我們實施對外開放，加速了全球價值鏈的整個大循環體系的形成和運轉，未來30年、40年、50年，發展故事往哪里走？

　　也許，新基建是一個故事，數字化轉型是一個故事，碳中和也將是一個極為宏大的故事。這個故事本身，能支撐未來很長時間經濟社會發展大的底層邏輯。而將這個故事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就可能上升到了界定文明形態的高度。

　　實現“雙碳”目標的路徑如何勾勒，不僅僅是靠政府、靠頂層設計，最終落地實現靠的是市場的微觀主體

　　記者：根據您的觀察，在“雙碳”目標下，中國經濟轉型模式和路徑在哪里？

　　劉俏：9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需要付出艱苦努力，但我們會全力以赴。”

　　如期實現碳中和目標，機遇與挑戰并存。從制度層面看，涉及國家層面的治理變革；從政策層面看，需要圍繞碳中和設計財稅體系、投融資體系等；從技術層面看，對低碳技術、零碳技術、負碳技術等技術創新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從產業層面看，碳中和會帶來企業商業理念的變化，重新塑造企業治理、戰略、投資決策、內部管理、工藝流程等內容。

　　第一，要找碳節點行業。各個行業之間是通過各種各樣的市場交易互為上下游的，這就構成了一個千絲萬縷的網絡。通過對這個網絡進行分析，可以找到所謂的“節點行業”，這些行業本身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里處于關鍵位置，跟眾多的其他行業發生關系。這些行業的產業政策變化、技術變革，對整個碳減排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現在在思考未來如何更好推進碳中和的時候，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全面理解、掌握我們的國民經濟體系里哪些行業是碳節點行業，針對這些節點行業制定產業政策，做技術變革，它的影響會通過網絡傳遞出去，形成一個倍數效應。

　　第二，改變行為方式非常重要。實現碳中和不僅是宏觀問題，也是微觀問題，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業和個人納入碳中和的過程。好的激勵機制可使企業、個人及地方政府有動力有意愿作出與碳中和目標一致的行為調整。比如，可以用碳匯和碳金融的方式，引導債券發行、股權融資向著有利于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方向作出配置。但市場機制如何設計、稅率如何設定，這些問題都將是新的挑戰。又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Allcott做了一個試驗，每個月住戶會收到電力公司寄的帳單，假如在賬單里嵌入一些額外的信息：小區平均每戶用電量是多少，最相似的鄰居用了多少度電。這兩個信息加入進去之后，這種社會比較會導致人類行為方式發生變化，個人會把自己的行為跟公眾行為做比較，隨后有意識地減低對電的使用。基本上家庭用電量能降2%，相當于把電價提高了百分之十幾帶來的效果。未來如何激發微觀主體的參與積極性、踐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種機制鼓勵商業模式創新以促進碳減排，都是需要我們來思考回答的。

　　第三，建立有效的碳價發現機制。碳價格的發現機制背后是很重要的藍海，有區域性、差異性的碳價，才能真實反映二氧化碳的排放權，以及其對經濟生產活動的影響。

　　“雙碳”目標確實會帶來很大的機遇，但是背后的路徑如何勾勒，不僅僅是靠政府、靠頂層設計，最終落地實現靠的是市場的微觀主體們。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用了四十多年時間催生出1.45億個微觀經濟單位，這些微觀主體通過市場交易，將各個行業連接起來，形成國民經濟體系內的生產網絡。這樣國家的產業改革以及行業的技術變革通過生產網絡溢出到別的行業，產生乘數效應，這是中國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

　　本報記者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