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同富裕”并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和概念。在古代社會，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貴賤，均貧富”等說法。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共同富裕的含義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征程中，始終把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美好生活、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當作自己的歷史使命。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共同富裕在理論內涵和實踐發展上都有了新發展。202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指出：“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再到‘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化。”在一定意義上，這段話可以被看作共同富裕思想在當代中國實踐演進的高度概括。

　　“站起來”：共同富裕思想的實踐起點

　　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它高舉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旗幟，緊緊依靠人民，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克服了無數困難，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一勝利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獨立和民族平等。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后，秉承著馬克思主義關于共同富裕的理念，開始了共同富裕的實踐。因此，“站起來”，可謂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國大地上展開實踐的起點。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的是，由于我們是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度里建立了社會主義，這種情況和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存在著巨大的落差，誠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這直接造成了當時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重大問題的認識尚不夠清晰，使實現共同富裕的探索顯得艱難曲折。

　　總體而言，“站起來”為開展共同富裕的實踐提供了政治條件，但這并不能取代落后的經濟基礎。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顯示出后發國家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具有一定的優勢，對于鼓舞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激發人們戰勝艱難險阻的昂揚斗志等，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落后的經濟基礎不足以支撐共同富裕的要求。更何況，在當時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下，集中力量實施“趕超戰略”，即優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而滿足人們消費需要的輕工業、農業等難以發展。這種狀況，被當時的人們稱作“勒緊褲腰帶鬧革命”。為了國家的獨立和強大，剛剛“站起來”的廣大人民群眾，表現出了強烈的獻身于國家和集體事業的精神。“站起來”的新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了獨立的、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一了不起的成就成為激發廣大民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動力。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這一成就的背后，是廣大民眾的犧牲精神和奉獻精神。在國家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人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形成了所謂計劃經濟體制下特有的“短缺經濟”“票證經濟”。對于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這種情況，其實就是“共同貧窮”，就是在集體主義、平均主義規制下的整齊劃一的“共同貧窮”。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貧窮”更不足以成為國家發展的持續動力。對此，鄧小平同志曾有針對性地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當然，這一批評和反思是在改革開放啟動之初提出的。

　　“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共同富裕思想的策略性推進

　　從共同富裕實踐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的啟動就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造成的“共同貧窮”局面的糾偏。《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指出，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因此，在筆者看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共同富裕思想的策略性推進方式。

　　由于整齊劃一的計劃體制造成了共同的貧窮，造成了社會的凝滯，因此，改革開放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必須打破整齊劃一的體制，推動分化發展。分化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的原初性動力。同時，分化也成為共同富裕的重要的策略性推進方法。

　　對于這一推進策略，鄧小平同志有非常明確的表述。他在1983年《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1986年8月，他在視察天津時的談話中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在1988年9月的《中央要有權威》的講話中，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由此可見，通過分化，打破平衡，形成反差，制造勢能，讓有條件的人和地區先發展起來，先富裕起來，然后，在先富地區的影響和帶動下，形成共同富裕的局面。沒有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也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

　　在這一策略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在總體上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更是進入了快車道。在199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就達到了14.3%，實現兩位數的增長，而在此后近20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著高位增長（1998年、1999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GDP增長率低于8%）。在快速經濟發展的推動下，我國GDP的世界排名發生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更迭——從1990年世界排名第十，到1995年世界排名第七、2000年世界排名第六（超過“西方七強”中的意大利）、2005年世界排名第五（超過“西方七強”中的法國）、2006年世界排名第四（超過“西方七強”中的英國）、2007年世界排名第三（超過“西方七強”中的德國），再到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這一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可以被看作“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所帶來的成效。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伴隨而來的貧富分化和地區分化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會信任、削弱了社會團結、造成了社會道德滑坡、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甚至影響執政安全。但是，如果從鄧小平同志的“兩個大局”論述來看，這些問題都是預期之中的。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改革開放新時期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個大局，即沿海地區先富裕了起來。同時，中國經濟總量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這就為實現第二個大局——共同富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共同富裕思想的實踐推動：新時代之“新”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實現共同富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作為施政重點來抓。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之“新”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就闡述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人民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不論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其主題和目標與“共同富裕”都是一致的。在新時代，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判斷，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不僅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就，發生了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也標志著作為第二個大局的共同富裕建設實踐的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要化解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最為主要的途徑就是消除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走共同富裕道路”作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明確提出了“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觀點，肯定了第三次分配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等方面的作用。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放在了一個十分突出的位置上，要從社會主義的制度要求出發，從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來扎實推動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十四五”規劃必須遵循的原則、2035年遠景目標、“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等部分，反復提到“共同富裕”，出現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等表述。這表明，對于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共同富裕是要付諸實際的行動。

　　在2021年，共同富裕更是成為焦點性的議題。1月11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當然，實現共同富裕，要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循序漸進。同時，這項工作也不能等，要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讓人民群眾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著、真實可感的事實。”這一段話，非常明確地闡明了“共同富裕”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1月28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現實任務，必須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3月份“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共同富裕”的重視程度也有了實質性的提高。在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表達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決心。

　　認識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是一個方面，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具體地、扎實地推動共同富裕。其實，關于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措施和行動，在一些講話和文件中已給出了具體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中，特別強調了“脫貧攻堅”對于共同富裕的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脫貧攻堅作為重中之重，使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就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項重大舉措。在中宣部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中非常具體地講述了推進共同富裕的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公平正義上推出一系列開創性舉措，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都不能少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救治病患不惜一切代價，從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到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到‘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從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到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人民享有更多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在“十四五”規劃中，也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自覺主動縮小地區、城鄉和收入差距，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為重要的是，“十四五”規劃草案明確提出了要“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同時，國家發改委積極研究如何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這一綱要被認為將是第二份真正意義上的收入分配改革文件，旨在以具體的措施推動共同富裕。

　　在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十四五”規劃關于“共同富裕”的基本精神，并指出，要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時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這是從公共政策的角度闡述推進共同富裕的路徑。而在“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的問題上，在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通過了《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可看作是在推進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積極探索。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的是，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在研究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問題時，還就推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等進行了部署，以便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切實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

　　黨的十八大以來采取的這些具體的施政措施對于推進共同富裕已經或正在發揮作用。當然，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既需要國家政策尤其分配政策的調整，以及一系列相應政策的配合，也需要公民的財富觀念的轉變。在這里，筆者認為，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個觀點很有借鑒價值。羅素認為，人的沖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人的沖動可以劃分為兩類，即“創造性沖動”和“占有性沖動”。目前的中國，不少人就是“占有性沖動”占據了上風，從而導致了貧富分化的嚴重狀態。因此，在未來的改革和社會變遷中，我們應當就如何實現國民的“創造性的解放”進行觀念的進而是制度的調適。或許，這是我國從根本上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前提。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