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黨的青春密碼】專題

　　作者：張乾元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專門聽取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匯報，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上強調：“只要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就一定能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這不僅是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戰勝前進道路上艱難險阻的勇氣和能力的高度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高度自信，更是彰顯了一個大黨的堅定信念，是中國共產黨對黨自身的領導力組織力的自信。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自信，最為根本和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的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思想方法，具有自信的底蘊。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到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艱難歷程中，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筑牢了中國共產黨自信的國強、民富、發展、和平底氣

　　回望近代中國歷史，自1840年西方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緊閉的大門，昔日燦爛輝煌的東方大國便陷入任人宰割、四分五裂的困局。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制度的腐敗”。為救國救民，無數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前赴后繼，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華民族衰亡的歷史進程，但是，“師夷長技”沒有強國，“立憲維新”慘淡收場，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卻沒能將封建制度“連根拔起”。君主立憲制、議會制、總統制等都試過了，都沒能拯救處于深重災難的中華民族。歷史證明，西方社會政治制度的“藍本”無法在中國“復制”。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集中精力全面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力推動了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面向未來，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進一步夯實政黨自信的底氣。

　　建設人民民主制度彰顯民族復興的國強底氣。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具體制度，搭建人民民主政治的“四梁八柱”，將人民民主貫穿于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和全領域。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立足國情，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通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活動規范，充分實現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的統一、程序民主與實體民主的結合以及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促進。與西式民主相比，中國式民主更能夠凝聚人民當家作主的精氣神，更能夠集中辦大事的物質精神力量，更能夠發揮制度優勢轉化為制度效能的效率。中國民主制度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服務于民、執政為民的政治理念，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人民幸福、社會安寧則有力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

　　開拓中國特色反貧困道路彰顯人民共同富裕的民富底氣。經歷近代割地賠款、戰爭災難的舊中國，人均壽命只有35歲，80%的人口為文盲，人均受教育時間僅為1年。新中國經過30年曲折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醫療健康等雖有所改善和提高，但經濟發展緩慢，到1978年，依然有7.7億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高達97.5%。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走出了以政府為主導，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中國反貧困之路，扶貧對象由“大水漫灌”（縣、村）到“精準滴灌”（戶、個人），扶貧方式從“輸血”（救濟式）到“造血”（開發式），扶貧領域從物質生活到教育、創業、醫療、生態等各個方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有序推進，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截止到2018年底，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7%，減貧人口超過全球減貧規模的70%，我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首個實現聯合國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和率先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為世界消滅貧困樹立了標桿和典范。中國反貧困成就，以及致力于與發展中國家共建“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美好世界，慷慨分享發展與扶貧經驗，通過資金援助、醫療援助、項目援助、教育援助、增加投資、免除貸款債務等方式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實際幫助，不僅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巨大貢獻、貢獻中國智慧，也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奠定基礎，彰顯共同富裕的富民底氣。

　　拓展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彰顯合作共贏的發展底氣。經濟落后的國家如何既能夠加快發展又能夠保持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獨立性，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亟待解決的難題，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回答的難題。在艱辛求索歷經挫折后，中國共產黨以“開山辟路”的探索精神，開辟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盡管遭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挫折、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以及國內洪澇、地震、疫情重大災難頻發的沖擊，依然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貿易大國、工業大國、鐵路大國、科技大國等。中國的發展成就，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落后國家提供了合作共贏的發展空間，有力地駁斥了各種“唱衰中國”的論調和唯西方模式馬首是瞻的喧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依靠殖民、掠奪和擴張得以發展強大的現代化之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負責任大國的和平底氣。1840年到1949年的中國，由于國力羸弱不堪，在列強面前受盡欺辱。1949年，中國“站”了起來，盡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費盡心機封鎖、孤立和圍困中國，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依然邁出了踏上世界舞臺的堅定步伐。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斷擴大與世界人民的友好往來，從“一邊倒”到“不結盟、全方位”，從睦鄰友好到拓展與世界上愛好和平并致力于發展的國家在各個層面的合作關系。中國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倡導“南南合作”“南北對話”，積極參加國際多邊機構和組織，推動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作出大國表率。中國始終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的國際環境下，將國家、民族間的差異性和人類發展的整體性相結合，將中國夢與世界夢相結合，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世界共享中國發展紅利，為促進世界經濟繁榮、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經濟關系作出了重大貢獻，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中國，彰顯負責任大國的和平底氣。

　　“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歷史證明，無論從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而言，還是從維護世界和平、為人類發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來講，中國共產黨都有自信能夠完成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發展轉折的十字路口，總是對未來成竹在胸、鎮定自信，源自于“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

　　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成功筑牢了中國共產黨自信的底氣，可歷史的經驗也表明，成功固然為之驕傲值得銘記，但由成功轉為失敗也不在少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經高歌凱進的大國，也在一夜之間傾覆；成就固然偉大值得歌頌，但在輝煌背后依然矛盾困境重重也不是特例，資產階級在它最初“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卻也在延綿不斷的商業危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前景渺茫。“政黨自信不是自大。作為社會主體的理性判斷，政黨自信說到底是一種理性的自信，是一種清醒的自信，是一種有原則、有限度、遵守邊界意識的自信。”中國共產黨的自信，就是一種清醒理性的自信。這份理性清醒源自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更源自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

　　中國共產黨的自信，不是建立在成功和成就基礎上的“馬后炮”，更不是以矮化、貶低其他政黨和政治制度為前提的“低級黑”，而是建立在科學理論指導基礎上的自覺行動。縱觀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每一個重大歷史關頭，在每一個重大歷史事變發生的端倪初現，都顯示出高度的自信。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在1918年11月的《新青年》上，熱烈歡呼十月革命的勝利，堅信“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仰和自信；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創之初，針對黨內懷疑紅色政權能否存在下去，一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同志于1930年初，預言革命高潮猶如“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和“躁動與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是對革命處于低潮時光明前景的自信；1938年，在很多人對于中國抗日戰爭處于迷茫之時，毛澤東同志堅定指出：“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這是對中華民族必勝信念的自信；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之際，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發出“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的號召，這是對中國人民美好未來的自信；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堅信“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是對中國共產黨“進京趕考”的執政能力的自信；1978年，在“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初期，鄧小平同志表示“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勝利”，這是對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新的偉大斗爭勝利的信心；蘇東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鄧小平同志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歷史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總是在每一個重大轉折時期、在歷史發展的每一個十字路口，都能夠對未來成竹在胸、鎮定自信。

　　中國共產黨自信的奧秘何在？1957年，毛澤東同志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說：“我們過去用整風方式搞了好幾年，批判了教條主義，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歸根到底是“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這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密碼，也是中國共產黨自信的“基因密碼”。“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是中國共產黨根本的思想方法，這一思想方法具有冷靜而不盲目的理性、執著而不虛夸的務實、持久而不懈怠的革新以及開放而不封閉的情懷等鮮明特征

　　冷靜而不盲目的理性。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一切從實際出發，有步驟分階段制定并實現目標。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發展不同時期的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堅持理性思考、理性判斷、理性決策、理性實踐，在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階段直面現實挑戰、科學制定策略、化解時代難題，不斷增強實踐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增強實踐的自覺性，成就了中國共產黨自信的“方法秘籍”。

　　執著而不虛夸的務實。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物質力量、精神力量、政治力量，是共產黨人的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代言人”，黨的任務就是維護人民的利益。“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為了“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義無反顧地在革命的道路上沖鋒陷陣，誓將革命進行到底；以“為人民謀幸福”為使命砥礪前行，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同時，也收獲自身發展的信心。中國共產黨在實現人民利益的過程中實現了價值、實踐、自信的良性循環。

　　持久而不懈怠的革新。中國共產黨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斷改革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目的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在總結經濟建設遭受嚴重挫折的教訓后，摒棄對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片面性思維，變單一的公有制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機結合，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完善；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和實施各方面體制改革，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支持多種形式的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極大地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

　　開放而不封閉的情懷。“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把中國革命的命運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聯系在一起；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球籍危機”出發，強調“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需要老老實實地學習，向蘇聯學習，“包括研究它的錯誤”，向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不忘“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向發達國家學習一切對我們發展有益的東西，立足本土與吸收外來相結合，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強調文明之間的理解、尊重和信任，主張吸收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中國在開放包容中積極吸收人類文明的“養分”，從而變得強大而自信，也在開放包容中“反哺”世界，與世界美美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