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綿延5000多年，積淀了豐富的法律思想，流傳下浩如煙海的法律典籍，成為我們今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和文化資源。汲取傳統法律思想的智慧，一個前提是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形態、性質、內涵等形成更為深刻的認識。

　　經過長期積累，我國學者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已經取得不少成果。不過，在對我國古代法乃至中華法系的認識上仍然存在一些誤讀。比如，一些研究我國古代法律史的學者認為，我國古代法是一種“律令體制”，即把我國古代法歸納為“律”和“令”兩種法典形式。“律”“令”都屬于“公法”，“律”即刑律，“令”是對“律”的延伸、補充和細化。對“律令法”進行研究十分必要，但不能將我國古代法僅僅歸納為“律令體制”“律令法系”，“律令”并不能準確完整表達傳統中華法系的豐富內涵和特質。我國古代法除形成“律令體制”外，還包括禮典、大量的禮俗習慣法等。這些規范習俗被不少學者稱為“禮法”，并認為由此形成了“禮法之治”。

　　禮典是指由朝廷編纂、頒布的禮儀大典。早期研究者中曾有人認為：“西人所謂法者，實兼中國之禮典。”意思是說中國古代的禮典，也要納入法律的范疇內。漢代就有《傍章》作為禮典，唐代《大唐開元禮》集禮典之大成，是后世禮典之典范。作為典章制度，禮典也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并蘊含著一定道德規范。同時，幾乎歷朝歷代都會修訂法律。律典是由歷代朝廷編纂、頒布的正式法典。律典以其剛性規則規范人們的行為，維系官僚系統運行，保障社會秩序。《唐律疏議》是傳統律典的代表作。此外，還存在大量禮俗習慣法，主要是指以禮義為旨歸、以禮俗為基礎的鄉規民約、家法族規、村規寨規、行規會規等，這些“禮法”規范著民間經濟、社會活動和生活日用的方方面面。

　　有學者認為，我國古代社會偏重刑律，而民事法律不發達。實際上，只要存在民間活動，相應的規范就會存在，只是在不同法律文化中表現形式不同而已。我國古代存在大量禮俗習慣法，其特征是將禮義內容扎根社會土壤，深入百姓心田，成為一種生活的常理、常情、常識，并一代代口耳相傳。我國古代的民事關系基本上依賴這樣的禮法來加以規范和調整。盡管朝代不斷更替，但民間物和債的關系、婚喪嫁娶和祖宗血脈、財產的承繼關系都可以維系而不亂。

　　我國古代“禮法之治”的形成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夏商周三代之時，夏有“夏禮”“禹刑”，商有“殷禮”“湯刑”，周有“周禮”“九刑”。這一時期可以說是禮法體系的初創階段。春秋戰國至秦代，禮刑分離，也是“律令”發軔時期。漢承秦制，又在法制領域向“禮”回歸。同時，禮典和民間禮俗習慣法都有所發展。不同規范形式有其各自作用領域，并不是只有“律令”在起作用，僅靠“律令”也無法包容所有權利義務關系。我國古代法逐步形成禮典、律典、禮俗習慣法共同發揮作用的模式，其中的禮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這樣就形成以禮率律、律外有禮，禮典、律典、禮俗習慣法三者相輔相成的治理格局。

　　我國古代“禮法”是一個內容復雜的綜合體系。從法律形式上說，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典法和非法典法、中央法和地方法；從法的層級上說，有結構嚴密、條文繁復的禮典，有體例完整、疏而不漏的“正律”，有大量的以禮俗為中心的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族規、鄉規民約等。對于“禮法”一詞的理解也是見仁見智。有學者認為，“禮法”是一個法哲學范疇，也是一個治理概念。“禮法之治”這樣一種治理模式，既發揮法律剛性規范功能，又發揮禮儀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同時尊重民間事務自理自治習慣，體現了中國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顯出傳統社會治理的特有智慧。

　　我國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和治國理論有自己的范疇、邏輯體系和發展規律。學者在研究中需要注意這些內容，避免簡單以現代的概念和范疇來加以裁剪、比附，努力使研究更為全面準確。我們要增強文化自信，繼續在傳統法律文化這個園地中辛勤耕耘，為法治中國建設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0年06月08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