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創新，推動著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認真總結70年來經濟發展實踐，形成系統的規律性認識，構建能夠反映中國特色、體現本土化和原創性的經濟發展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形成反映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理論框架

　　構建能夠反映中國特色、體現本土化和原創性的經濟發展理論，需要以中國式的現代化為主題主線，從發展條件、發展歷程、發展問題、發展機理研究入手，系統地梳理和分析，形成規律性認識，作出學理性結論。

　　1.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條件研究。首先要分析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歷史條件。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同西歐國家同步生長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地主制經濟形態與小農制生產方式滋養了農耕文明，但阻滯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其次要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歷史方位進行動態分析。第三，還要研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

　　2.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歷程研究。分為五個時間段落開展研究，即新民主主義時期、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新時代展望。通過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歷程的理論分析，可以觀察到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在實現現代化道路上的艱辛與成功，可以體悟到共產黨人矢志不移的現代化情結。從重點領域的“四個現代化”到“中國式現代化”——小康社會；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通過發展歷程研究，可以搞清楚支撐中國70年發展的關鍵因素有哪些？這些因素所體現的中國特色是什么？對這些因素共同作用進行規律性總結和學理分析。

　　3.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在發展條件和發展歷程研究的基礎上，圍繞影響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進行理論分析，有利于形成學理性結論。

　　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及其路徑的獨特性。主要包括：不搞殖民掠奪；以人的現代化為中心；不掠奪農民，避免兩極分化，防范市場盲目性危機；政策取向體現真實的民生優先等。在當代中國，重視民生不僅是執政理念，而且是真實的社會實踐。民生問題在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位置。以人民為中心是具體的：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目的的人，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因素的人，作為創新主體的人，作為投資和儲蓄主體的人，作為消費者的人，作為弱勢群體的人。全體人民的范圍大大超出了西方所重視的有產者和中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人在工業化現代化的路徑問題上，頭腦是清醒理性的，始終堅持農業的基礎地位，始終主張現代化是包括農業在內的現代化。遵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但強調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計劃安排秩序。既不走英國“羊吃人”的路子，也不是簡單地模仿美國技術對人力資源的替代。

　　二是長時期中高速增長的動態分析。增長可以是有效增長、無效增長、有害增長，有增長有發展，有增長無發展。而發展不可能只有發展而無增長。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帶有后發趕超型特點，中國人口多，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是內在要求。在“趕超型”經濟體中，中國的表現是獨特的。通常后發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開放引進資金技術實現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如戰后的日本從1955至1973年的18年間，GDP年均增長9.8%，從1974年至1991年17年間中速增長，GDP年均增長4.3%。也就是說，日本被稱為世界奇跡的高中速增長持續的時間為35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40年，GDP年均增長9.5%。即令是改革開放前，以1952年為基數，1953年至1978年26年間，年均GDP增長也有6.1%（1950年至1952年統計為社會總產值，年均增幅在20%以上）。因此，從近70年來的總體發展過程看，中國是實現了長時期的中高速增長的。即使近年來我們主動調整經濟增速、推動經濟轉型，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也依然位于世界前列。由于具有內生動力，由于回旋余地大，中國的中高速增長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三是對“短缺”與“過剩”的“兩個超越”問題研究。作為發展中大國，力求避免后發劣勢，充分發揮后發優勢，致力于實現“兩個超越”，即超越“短缺”，超越“過剩”。科爾奈對蘇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有一個經典的描述，即“短缺經濟”，其實，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在加速工業化的過程中，由于生產能力不足和生產資料產業優先發展，相對于消費需求而言，都存在著短缺的問題。真正的難度在于發展起來之后超越“過剩”。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就出現了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的現象，鋼鐵、水泥、玻璃等產業的產能已近峰值，房地產出現結構性、區域性過剩，各類開發區、工業園區、新城新區的規劃建設面積超出實際需求。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綜合平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風險等，都是超越“過剩”的制度安排和戰略舉措。

　　四是政府作用與“市場決定”的相生相伴研究。在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中國政府集中信息和運用信息的能力比較強，動員組織的能力比較強，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在發揮作用，使市場的作用與政府的作用相得益彰。這在當代世界經濟運行實踐中，是新嘗試和新突破。從資源配置的原理出發，西方經濟學基于信息分散、不完全、不對稱，認為只有市場才能有效處理信息和配置資源，但同時要看到，市場也有盲目性。在資本主義歷史進程中，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是一個顯著的特征，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至今仍使不少西方國家深陷其中，并引發了人們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廣泛質疑，這跟盲目地崇拜市場有著重要關系。由于發展階段不同、政府的地位不同，加上組織系統能力和有效運用互聯網，中國政府具有集中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可以運用市場的辦法影響市場，在催生市場、維護市場的同時，彌補和矯正市場。也正是因為有著這些優勢，中國不僅僅成功地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沖擊，而且保持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這樣的實踐和理論，超越了西方市場經濟實踐和西方經濟學理論。

　　五是從指導思想和制度設計上體現“激勵相容”問題研究。西方經濟學認為，在競爭條件下，激勵具有決定性作用，而要激勵就必須私有化。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安排中，同樣解決了激勵問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中國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同時不斷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這實際上是真正的“激勵相容”，能夠較好地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公平不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激勵不能無視收入差距過大甚至兩極分化，積極引入激勵與競爭，同時防止兩極分化，不斷促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六是持續改革形成持久發展動力問題研究。持續改革，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鮮明特點。即令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調整與改革也沒有間斷。中國當代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是體制機制改革、設計、優化的過程，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既有政府和學者的參與，還有社會廣泛的參與；既有體制機制設計的理論，又有生動的體制機制不斷優化的實踐。其廣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西方經濟學的機制設計理論范圍。

　　七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多變量復雜系統研究。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可以表達為多變量組合模型。有投資的變量，有消費的變量，有分工的變量，有動員組織以及協作的變量，有競爭選擇的變量，有科技創新的變量，有不斷改革的變量，有政府作為的變量，有社會參與的變量，等等。

　　八是經濟發展中的曲折教訓與潛在風險研究。理性地回望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歷程，深刻剖析當代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在總結和肯定主流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曾經有過的困惑與曲折和現在仍然存在的問題與挑戰。比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 “大躍進”中的脫離實際，經濟發展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長速度，先發展后治理，防止系統性風險，避免危機、超越過剩，等等。

　　中國能夠反思并正視這些問題，并且不斷地加以解決。這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理念密切相關，加上近代落后挨打的歷史之痛，加上趕上時代引領時代、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追求，使中國人具有持久的壓力和動力，能夠博采眾長，能夠常變常新，這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守成自滿形成了鮮明對照。

　　4.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機理研究。主要涉及圍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道義、發展動力、發展機制和發展路徑問題。一是關于發展道義方面的問題。與發展道義相關的主要有發展的目的目標、發展的協調性穩定性問題、發展的思想理念、中國發展與世界的關系以及和平崛起等問題。二是關于發展動力的問題。推動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動力，應該是一個多元的系統，當前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和創新驅動。需要研究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研究中國當代經濟發展體制的改革，研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三是關于發展機制的問題。既涉及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又涉及政府作用的機制。需要重點研究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市場作用問題，重點研究政府的作用及作用方式，包括政府作用的結構性特征。四是關于發展路徑的問題。從基本國情出發，彰顯后發優勢，應對后發劣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路徑依賴。需要重點研究經濟發展戰略的歷史沿革及引導功能，研究圍繞經濟結構安排和優化的指導思想，研究經濟體系建設的動態軌跡，研究區域和產業政策的作用及途徑。

　　二、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理論要體現本土化和原創性

　　原創性的實踐產生原創性的理論。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理論根植于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實踐。中國的實踐是豐富的、生動的，也是獨有的、獨特的。

　　1.關于學理構建的原創性問題。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實踐產生影響的思想理論，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所產生的理論成果。

　　除此之外，改革開放前后，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也一定程度地影響了我們，對此應該進行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評估。

　　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主要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前。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中國的經濟理論與實踐產生廣泛影響。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作為高校教材，其中重要的理論觀點如生產資料公有制特別是全民所有制，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有計劃、按比例等，深入人心。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構建，到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路徑，包括之后的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的思路，都試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蘇聯的“兩本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有分析有保留的，這集中體現在毛澤東同志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批注中。改革開放之后，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發揮的作用就不大了，而且解放思想往往還要突破其中的某些理論觀點。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對于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有兩種觀點值得商榷：一種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理論主要是西方經濟學，前期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后期是凱恩斯的經濟學，除此之外，中國人自己的理論是微不足道的；另一種認為西方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西方經濟學保持警惕，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基本上沒有什么影響。筆者認為，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但主要在技術層面。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而不是反過來通過市場經濟來改變我們的制度。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運用不是簡單地照搬照套，而是從中國具體的實際出發，有選擇有條件有前提的認識和運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人們接觸得比較多的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比如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而當經濟過熱并出現波動時，貨幣主義被關注，當經濟增速放緩時，凱恩斯經濟學開始受到重視，特別是亞洲金融風波和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契合了政府作用的內在需要，契合了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需要。發展經濟學，與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需要解決的問題相聯系，也較長時期產生影響。產權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對于改革特別是企業改革，以及生態建設產生影響，引入產權的概念，既可以解決不同所有制、特別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對接的問題，又能將制度變量作為內生變量理解改革的必要與重要。近幾年來供給學派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這與轉變發展方式和發展動能的需要相關聯。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廣泛使用了西方經濟學的概念范疇，也一定程度地運用了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技術方法。

　　有學者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新理論對中國具有針對性。比如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理論、博弈論、機制設計理論，還有產權理論和企業組織理論等。筆者認為，西方現代經濟學是在發達經濟背景下的精致研究，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具有趕超型特征，需要總結和思考的經濟問題帶有明顯的變革、調整甚至重新設計的特征，因此，簡單地套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研究甚至解決中國現實的經濟問題，并不完全對路。一定要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做法用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和評判，也是不合適的。比如，用西方的“機制設計理論”來評價中國的體制改革，用西方政府的無為來批評中國政府的作為，要么張冠李戴，要么不中肯。

　　近70年來，我們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包括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一系列理論成果，主要來源于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比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理論，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計劃與市場都是調節手段的判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命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等，在西方經濟學中找不到相似的內容。上面說到的關于中國當代經濟發展歷程和經濟發展基本問題的規律性認識，或者在西方經濟學中沒有，或者內容內涵不一樣。

　　2.關于充分運用具有中國特點的理論資源問題。經濟發展理論的根本源泉是實踐。人民是實踐的主體。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所簽訂的包產到戶的“生死合同”，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鄧小平同志曾說：“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

　　同時，我們也要高度重視黨的重要會議和重要文獻中的理論資源。毛澤東同志曾經說，我們是靠總結吃飯的。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重要會議和重要文獻往往是一個時期的總結。比如黨的八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之后的歷次黨代會。就拿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國務院務虛會來說，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對現代化與改革的深刻認識，會議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也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這場革命規模的巨大，變化的廣泛、激烈、深刻，任務的繁重、緊迫，意義的深遠，都不下于黨過去所領導的任何革命，這個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業企業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會議還認為，過去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環。這些認識和判斷，放在40年后的今天來看，仍然是深刻的。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改革開放40年來，圍繞經濟發展，我們黨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理論成果。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又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這些認識都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根據實踐的發展，在實踐的基礎上提煉概括出來的理論成果。

　　這些來源于決策者和管理者的思想理論資源和學者的理論貢獻，都是我們彌足珍貴的理論成果。決策者和管理者處在實踐之中，學者關注跟蹤實踐，共同推動實踐的理論分析和總結，推動理論創新。

　　3.關于在重大理論創新和突破上下功夫的問題。要認真梳理和發掘理論創新資源，深入思考和總結，通過理論創新充分反映實踐創新的成果。對經濟發展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也要進行學理分析，形成規律性認識。要在技術路線和分析框架創新的基礎上，圍繞現代化的主題主線，在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上實現創新突破。一是農業與工業化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二是市場決定與政府作用的關系問題；三是增長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四是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五是對“短缺”與“過剩”的兩個超越問題；六是超大型國家和平崛起的問題。這六個問題應該是經濟學的世界難題，中國用生動的實踐做出了回答，如果進一步形成學理性的成果，就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革命。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構建嶄新的反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體系，需要從簡至繁、由淺入深，需要理性和建設性的討論與批評。

　　（作者：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