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情感變量與信息變量是如何對民意產生影響的？

　　民意形成中的世代影響與生命周期效應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王麗萍

　　摘要：現代民意研究是一個涉及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領域，不同學科都有其各自的學科研究興趣和目標；不僅如此，民意還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研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想要的結果。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使民意研究領域出現分化，從而使民意研究被視為一個高度碎片化的研究領域。盡管如此，民意的來源仍是民意研究中一個較為集中的領域，也是研究者切入相關問題研究的常見路徑。

　　民意形成中的情感變量與信息變量

　　從政治社會化的視角尋找民意來源是民意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中大眾傳媒的影響與民意總是聯系在一起。早在民意得到廣泛研究之前，大眾傳媒對民意的影響就為研究者所關注。傳播學之所以成為民意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眾傳媒一直被看作塑造民意的重要力量，而有關民意研究的早期文獻很多也都集中于大眾傳媒對民意的影響。

　　在政治學與政治心理學研究中，有關民意來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學校及世代與生命周期的影響。這些影響既代表著不同的民意來源，也反映了早期社會化階段民意形成過程中情感變量與信息變量的不同影響。在早期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家庭、學校、世代與生命周期實際上與個體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社會化先后階段相對應，而這一過程又是民意形成中情感變量逐漸稀釋而信息變量逐漸增加的過程。因此，很大程度上，在民意產生過程中，這些不同來源具有怎樣的影響，實際上還是一個情感變量（affective variables）（如父母與子女的親密關系或對子女的控制）與信息變量（informational variables）如何對民意產生影響的問題。

　　民意形成中的家庭影響

　　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由于父母是與孩子接觸最多、溝通最多，以及具備了最大程度的感受性條件的人，兒童在其心理和智力的發展與成熟過程中對父母極為依賴。在兒童早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家庭的影響最為重要，無論是積極態度還是消極態度，孩子都受到其父母的影響。

　　兒童形成其有關政治與政治體系看法的心理過程被認為會經歷四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即政治化（politicization）階段，兒童意識到在其父母、成年親屬和老師之外還存在其他權威人物和機構，也意識到其直接社交圈之外的政府和法律意義上的某種權力的存在；但是，他們對政治權威的理解常常具象化為某個個人（如林肯），將特定個體作為政府的代表，這是第二個心理過程，即“個人化”階段；在接下來的第三個階段，兒童往往認為政治權威都是仁慈的和值得信任的，這一階段因而被稱為“理想化”（idealization）階段；隨著兒童認知能力的發展，第四階段即“機構化/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過程就開始了，在這一階段，兒童逐 漸能夠將不同政府部門概念化。

　　有關美國年輕一代及其父母的系列研究發現：不僅成年之前的傾向和信仰不足以預測進入成年之后的政治態度，在成年之后也會發生持續的變化；集合意義上的態度，無論是歷時的還是代際的，都不能被描述為任何一個單一的過程。在某些問題上，代際之間的確存在影響，有些則受所處不同生命周期的影響，還有一些則會受到受訪者所生活的那個時期的影響。態度可能會在成年之前的經歷中找到其根源，但成年時期的青春期表征其實非常有限。一些相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有關早期社會化具有終身影響的信條，也使得“社會化解釋”（the socialization explanation）有些蒼白了。

　　民意形成中的學校教育與校園氛圍影響

　　盡管政治社會化總是開始于家庭，但每一個文化中的政治體系都將通過學校的正式教育繼續兒童在家庭中業已開始的社會化過程，努力將社會價值和行為規范傳遞給兒童。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構成了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現，它代表著每個國家背景中的一個特別的制度。不同國家的教育體系可能向受教育者傳授同樣的實用知識，但卻不可能向他們傳遞同樣的體系價值。因此，通過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塑造合格的公民就成為所有政治體系的重要關切。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功能決定了教育與政治的關系，也似乎與認為學校是道德機構而非政治機構的“反政治共識”（anti-political consensus）相沖突。學校是進行公民教育的重要場所，在很多情形下甚至還進行政治灌輸，以維護共同體價值。其中，課程設置、校園活動和教師對于塑造學生政治態度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由于研究基礎材料方面的問題，或是與教師所受訓練及教學法方面的問題相關，在許多人看來對于政治態度會產生直接和重要影響的課程，在學者們有關課程影響社會化的研究中卻一再得出與人們的常識（或直覺）相左的結果。

　　在學校的課程教學之外，學校還常常通過不同類型的一些集體活動特別是儀式性活動，來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感、共同體意識和合作精神，以及對不同體系都至為重要的忠誠感和某種程度的服從。

　　實際上，課堂學習形式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化過程。其中，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形成的特定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學生對人際關系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信任（不信任）感。“對規則和權威的服從是小學公民教育的重點。”作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因素，學校在教育學生服從方面最為有效，而在公民責任或現實的體系政治過程教育方面則沒有什么作用。

　　不同的教育方式對于兒童成年后在政治上表現積極或是消極會產生不同影響。其中，傳統教育即灌輸模式往往會使學生成為循規蹈矩的人；而如果教師通過將復雜的政策議題和相互沖突的觀點引入課堂，則可使學生獲得更多的政治知識，使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都有更好的表現。

　　在學校教育體系中，同學之間的影響也可能成為政治觀點的重要來源。一般而言，兒童傾向于與主導意識形態或其同學的觀點保持一致。因此，教室的氛圍和影響不容忽視。譬如，學生是否有機會參與討論對于他們是否能夠接納和保持民主價值觀可能會產生重要影響。

　　對同齡人群體的研究則發現，在不同時期的熱點問題上，同齡人的影響似乎也超過了父母的影響。就學校的影響而言，中學的總體意見氣候的影響既不及國家的輿論氣候，也比不上朋友的態度的影響。這些發現表明，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信息變量是比情感變量（如父母與子女的親密關系或對子女的控制）等更為重要的因素。

　　民意形成中的世代影響與生命周期效應

　　政治學家常常通過世代的透鏡來審視人們的政治觀點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當人們提到政治世代時，是指在其價值觀形成時期被共同經歷的歷史事件所社會化了的一群人。

　　世代分析的邏輯是，年齡與經歷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其政治觀點具有重要影響。不同年齡群組都會經歷一些共同的歷史事件并對其社會化過程產生影響，這一現象被稱為“世代效應”。有關世代效應的常見假設是，特定的歷史事件會對年輕人（年齡大約在17—26歲之間，也就是他們離開家庭步入社會的一段時間）產生難以磨滅的印記。被研究者稱為真正的世代效應的現象，是指在特定時期出生的人群受其政治認同形成過程中所發生特定事件的影響，會在政治觀點和政治情感方面表現相似性。同質的態度環境可產生更為深刻的代際影響。

　　心理發展理論表明，青少年時期所發生的事件對政治觀點的影響最大。雖然學習的過程會持續一生，但年輕時的學習和經歷可產生更大的影響。特別是由于人們常常會選擇性地曝露于自己所認可的政治刺激之下，一些特定傾向則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被強化。

　　就年輕一代而言，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政治態度會隨之發生變化。生命周期概念假定所有年齡群組都會經歷相似的生命過程。生命周期效應的典型假設是，新的政治世代以相同的政治態度開始政治生活，而不同世代之間的任何差異都產生于年齡的增長。就如年輕時具有自由傾向的人到年長時則通常會變得保守。

　　較為年長的人一般認為自己比年輕一代更為保守，這種代際差異產生于生命周期效應。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利益，逐漸學會表達支持自我利益的觀點，也對社會變化更為敏感。總體上，年長者安于現狀，不易適應社會變化，不太可能參與社會變化；而年輕人對追求職業發展、尋求友誼和建立個人生活的興趣遠甚于投票或參與政治。在對待參與和特定公共問題討論方面的態度差異，實際上反映了生命周期的變化。

　　年齡—時段—同期組群（Age-Period-Cohort，APC）分析框架是分析不同世代政治觀點的重要工具，其問題在于難以將年齡和時段（時期）的不同影響區分開來，因而在解釋世代差異方面也存在困難。實際上，兩種不同的世代效應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2011年皮尤調查發現，不同世代之間對世界的看法存在很大差異：較為年長的選民較為保守，對政府不滿，對未來也不抱什么希望；年輕選民則往往具有左傾傾向，希望政府能夠在其生活中發揮更大作用，并相信國家的明天會更好；“嬰兒潮一代”和“無名一代”介于他們之間，但似乎也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漸趨保守。意識形態的這種代際差異，也反映了態度和意見來源的復雜性。

　　結語

　　民意是以個體為基礎的整體民眾在諸多領域和政策議題上的態度的一種籠統表達，而民意研究則將從政治社會化的視角尋找民意來源作為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中，代表著不同民意來源的家庭、學校及世代與生命周期，則反映了早期社會化階段民意形成過程中情感變量與信息變量的不同影響。

　　在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情感變量與信息變量在持續產生影響，其影響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也在持續發生變化。在源自家庭的影響中，情感變量往往比信息變量具有更為直接和明顯的影響。其后，隨著兒童個體的成長，家庭的影響在趨于弱化，而民意形成中信息變量相對于情感變量的重要性似乎也在發生變化。但是，態度本身就是情感與認知的一個混合物，民意形成中情感變量與信息變量的影響常常并不容易清晰地區分開來。

　　（本文原載于《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