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學雷鋒，不是因為雷鋒的偶像性，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種更加真實的道德回歸。雷鋒作為一個偶像或許在遠去，但作為一種精神代名詞還將長存。
3月5日的“學雷鋒”活動，已延續近50年。雷鋒這個名字背后承載的，是許多代人的童年、青年、中年甚至晚年故事。在今年的3月5日來臨之際，人們又在追尋真正的雷鋒到底是什么樣的。比如，有媒體指出，當年的雷鋒其實也有青年人對時尚的追求。今天的《新京報》也對話不同年代的人，來談談他們理解的雷鋒。
毫無疑問，雷鋒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位難得的偶像人物。他“活著”的時間之長，精神感召范圍之廣，名字之熟稔，在新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他可以說是一位偉大的“小人物”，一位偶像化的偶像。也必須承認，他的精神感召力量不容輕視，直到今天都有強大的生命力。
從根本上說，雷鋒精神的形成，是當代中國社會價值重新塑造的需求。雷鋒只是恭逢其時的一個典型人物。20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現代化路徑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并行，道德精神常常遭遇否定，民族經歷了大悲大喜，大落大起。道德標準和基本人性都遭遇了重大挑戰。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建設年代，雷鋒精神的價值回歸也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養分。
而雷鋒精神的本質，今天其實也有很多人談起過，就是一種最基本的扶助道德。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扶助道德可以解釋為傳統文化、社會規范，也可以解釋為新中國成立后人們對于更和諧社會關系的追求，是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的綜合寫照。這一點既有歷史性，也的確有時代性。
還原雷鋒的形象，其實還原了一個更加人性化的偶像人物，也解答了這些年來社會各界對雷鋒產生的一些疑問。真實的還原有的時候消解了偶像的光環，但是有的時候反而令偶像更加真實。這使得今天，雷鋒所產生的力量，在大多數人的身上不是一種偶像化的延伸，而是如何檢視自己扶危助困的一種力量。比如我們都談到的郭明義、雷鋒班、《離開雷鋒的日子》，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在談一個沒有雷鋒的雷鋒時代。
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當前中國社會中的一些具體矛盾，直接指向了雷鋒精神的對立面，比如扶老者遭遇誣陷，小悅悅遇難無人伸手等。這種失德的焦慮，已經和雷鋒的偶像性無關，而和基本的人性相關。如果沒有一種道德堅守，我們也有可能遭遇更多的“官司”、面對更多的糾結、不敢伸手或者不愿伸手。這個時候與其說我們需要雷鋒，不如說我們自己要做一個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因此，即便人們所讀到的雷鋒，可能有不同特質，但數十年來彰顯的雷鋒精神的本質，和今天“雷鋒傳人”的真情，則是一致的。人們學雷鋒，不是因為雷鋒的偶像性，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種更加真實的道德回歸。在沒有日記、沒有照片、沒有忠實記錄高尚行為的角落里，雷鋒作為一個偶像或許在遠去，但作為一種精神代名詞還將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