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已進入“高通脹”時代？

　　■大勢觀察

　　如果價格指數的上漲是由籃子中所有商品的價格上漲引起，我們可以說經濟發生了全面性通貨膨脹；如果價格指數上漲是由籃子中某一類或某幾類商品價格上漲引起，這時可以說經濟發生了結構性通脹。

　　■范建軍

　　最近關于中國是否已進入“高通脹”時代的討論成為熱點，多數人認為中國確實已步入“高通脹”時代，對于這樣的判斷，筆者并不能完全認同。筆者認為，如果用“中國已進入結構性通脹時代”來表述中國未來較長時期內的物價走勢似乎更為準確。

　　通貨膨脹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經濟現象。人們通常是通過觀察某一價格指數的變動來判斷經濟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這個價格指數可以是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可以是PPI（生產者物價指數），當然，最理想的是GDP縮減指數。無論選擇哪一類指數，它都代表某一特定商品籃子的平均價格水平。如果價格指數的上漲是由籃子中所有商品的價格上漲引起，我們可以說經濟發生了全面性通貨膨脹；如果價格指數上漲是由籃子中某一類或某幾類商品價格上漲引起，這時可以說經濟發生了結構性通脹。

　　盡管通貨膨脹的發生機制非常復雜，但從結果來看，全世界的通貨膨脹無非兩類：一類是全面性通脹，一類是結構性通脹。發達經濟體發生的通脹，通常是全面性通脹；而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發生的通脹，則通常兼具全面性通脹和結構性通脹的特征，而且結構性通脹特征似乎表現得更為明顯。

　　對于全面性通脹，又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可能是因總需求過度膨脹或者說貨幣發行過量而引起的物價全面上漲；另一種情況可能是由于潛在總供給能力明顯下降而引起的物價全面上漲。如果全面性通脹是由名義總需求過度膨脹引起，或者說是由貨幣的過度發行引起，就需要采取措施來控制貨幣。央行的貨幣政策干的就是這個工作。

　　在我國，通常用廣義貨幣M2代表名義總需求。而M2有兩大增長源，一是銀行貸款，二是外匯占款。其中銀行貸款大致占60％—70％，外匯占款大致占30％—40％。由于銀行貸款占比較大，因此人民銀行通常用壓貸款的辦法來抑制貨幣的過度擴張，而對占比30％—40％的外匯占款卻不聞不問。這種管理總需求的方式所帶來的后果是：雖然名義總需求能得到一定抑制，但同時也會傷及總供給。因為貸款的減少必然帶來用以擴大再生產的投資的減少，投資減少則意味著未來商品潛在總供給能力的下降，兩者對沖的結果可能使治理通脹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外匯占款占比較大的國家來說，如果物價上漲是由名義總需求過度膨脹引起，則應把抑制名義總需求的政策重點放在控制外匯占款過快增長上，而不能一味去壓貸款。

　　由于弗里德曼的名言 “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在我國的流傳甚廣，認為只要管好貨幣，就能控制住通貨膨脹，因此，我國政府對名義總需求（即貨幣供應量）的管理歷來比較重視，其管理效果總體上也是比較成功的。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十多年時間內，除2009年因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較高外，其他年份M2增速大都被控制在20％以下的水平（15％—16％的年份居多），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經濟平均增速達到10％以上的轉型國家來說，這樣的貨幣增速水平應該是不高的。

　　雖然我國對名義總需求方面的管理是相對成功的，但是對實際總供給的管理卻非常不到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很少涉及總供給管理方面的內容，而恰恰在總供給管理方面，我們存在的問題比總需求方面要嚴重得多。在總供給水平出現明顯下滑的情況下，即使總需求保持穩定，實體經濟也可能發生全面性通脹。最近十年，我國先后出現過三次比較嚴重的通脹過程，都在很大程度上與總供給管理不當 （而不是貨幣管理不當）有關。

　　由于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國內商品供給實際上有兩個基本來源：一是國內產出，二是國際凈進口（可能是負值），因此對總供給的管理也應該包括這兩個方面。

　　因國內產出方面出問題引起潛在總供給水平下降從而推動物價總水平上漲的事例包括：（1）勞動力工資上漲，導致企業產出意愿下降，物價因此出現上漲（成本推動型通脹）；（2）對能源等要素價格進行人為管制，導致要素價格過低，要素部門產出意愿下降，同樣會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脹；（3）對貸款進行管制而導致全社會新增產能不足，使得物價調控效果不佳；（4）企業稅、費負擔過重，也會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脹；（5）為實現“節能減排”達標，地方政府對高耗能企業拉閘限電，導致鋼材、水泥等高耗能基礎產品產量短期內快速下降，從而快速推高總物價水平；（6）發改委的“價格約談”同樣會導致企業生產意愿下降，最終反而會對物價形成更大壓力，等等。上述事例的共同特征就是抑制國內潛在總產出水平的增長。

　　國內總供給能力不足也可能因國際凈進口增速下滑引起，典型事例是輸入型通脹。輸入型通脹的實質是國內從國際市場獲取有效供給的能力因國際價格的上漲而出現下降，結果導致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由于輸入型通脹的發生機制也是因總供給下降引起，因此，它本質上也是一種成本推動型通脹。

　　對于結構性通脹，典型特征是價格指數商品籃子中的某一類或某幾類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從而帶動價格指數快速上漲。比如目前漲幅較大的消費物價指數CPI，75％左右的漲幅是由食品 （大致占居民總消費額的33％左右）價格上漲貢獻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十多年時間內，我國非食品類消費品的月同比最高漲幅僅為3％（2011年6月），而且在大多數時間內，其漲幅都在2％以下。相比較而言，食品價格漲幅要遠遠高于非食品價格漲幅：2003年—2004年那一輪通脹食品價格最高漲幅是14.6％；2007年—2008年通脹期間食品價格最高漲幅達到23.3％；此輪（2010年—2011年）通脹食品價格月同比最高漲幅是14.8％（2011年7月）。因此，我國最近十年發生的三次通貨膨脹過程都帶有明顯的結構性通脹特征，如何抑制食品價格的快速上漲是我國治理通脹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發生結構性通脹無外乎兩種原因：一是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比如突發性自然災害、戰爭、國際重大政治事件等，導致某一類商品因突然發生短缺而引起價格大幅上漲；二是由于不同生產部門間存在巨大勞動生產率差異而引起的結構性物價上漲，這是新興經濟體國家之所以長期存在結構性物價上漲的最主要原因。例如我國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只有工業部門的1/7，服務業的1/5，當上述產業部門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無法在短期內彌合時，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必然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的產品價格長期處于上漲狀態，否則，沒有人（或資本）愿意留在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從事生產活動 （低生產率部門商品價格相對于高生產率部門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的現象被稱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過去，由于農村勞動力過剩程度非常嚴重，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在工資問題上沒有談判能力，因此我國結構性通脹特征表現得并不明顯。但是隨著農村勞動力過剩程度的不斷緩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在工資談判中開始掌握主動，農民工工資出現了快速上漲的趨勢。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必然會倒逼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否則沒有人愿意從事農業生產，都會到城里打工。因此，結構性通脹將在中國長期存在，它可能會伴隨中國城市化的全過程。

　　對我國通脹問題的總結和相關政策建議：

　　1．我國通貨膨脹按價格指數上漲原因可分為全面性通脹和結構性通脹兩大類。

　　2．治理全面性通脹既要設法控制名義總需求，更要考慮增加實際總供給：（1）對名義總需求的管理應主要通過壓縮外匯占款而不是壓縮貸款的辦法，使貨幣供應量增速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2）增加實際總供給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

　　a．政府可通過實施減稅、降費等措施，增加企業產出水平，緩和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

　　b．政府應大力推進包括能源在內的要素價格改革，以增加要素市場的有效供給能力；

　　c．放棄“價格約談”等價格指數管理策略 （價格約談管理的是價格指數而不是價格）；

　　d．放松對貸款的人為控制，保證新增產能的合理增長；

　　e．建立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規避輸入型通脹；

　　f．當發生全面性通脹時，可有針對性地制定鼓勵進口的政策，提高國內從國際市場獲取有效供給的能力。

　　3．應對結構性通脹的政策措施包括：（1）加大對農業、服務業等低勞動生產率部門的價格補貼力度，否則只有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容忍程度。（2）為應對食品價格上漲而引發的結構性通脹，一是應加大對糧食、肉禽生產部門的財政補貼力度，這是治理我國消費品領域結構性通脹的關鍵所在；充分運用糧食、豬肉儲備調節制度，控制糧價和肉價在平穩基礎上適度上漲；二是采取措施進一步降低蔬菜、水果、肉禽流通環節的成本，增加對農貿市場的攤位補貼、營業稅減免；嚴控農產品出口；大幅削減以糧食為原料的替代能源生產等。

　　（3）采取措施，保證生產要素能在各部門間自由流動，借助市場競爭機制，盡量拉平各生產部門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