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以來,部分稅種稅率會否調、怎么調,引起訴求不同的政府部門、學者和媒體討論。整體來看,討論共識多于分歧,減稅大勢所趨。
稅收的功能,主要在于組織財政收入、調節(jié)社會經濟發(fā)展和公平社會分配。一般而言,為保證功能的實現,稅收體系(稅制)往往圍繞幾個主要目標動態(tài)調整:高效、公平、簡單易操作。但這些目標常常又會互相矛盾,所以總是引起爭論。舉個例子:假設每個公民每月繳稅1000元,這種稅制也許簡單、高效,但不公平,因為每人的家庭、收入情況不同,這種稅制沒有區(qū)別對待。
稅收是有成本的,成本越低效率越高。稅收除了意味著資源從納稅人向政府轉移,它至少還有兩種成本:一是稅收改變的激勵和行為引起資源配置扭曲;二是涉稅的各類管理成本。有效率的稅制必須是引起無謂損失和各類管理負擔最小的稅制,這樣它帶來的福利損失最小。
因為稅收而引起的福利損失,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因稅收而推高商品價格,導致消費減少。這種福利損失可能大于政府由此得到的稅收的價值。根據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的觀點,福利損失與稅率的平方成正比,稅率越高,福利損失越高,這種稅收就越低效。
稅制公平問題,一般遵循受益原則和支付能力原則。簡單地解釋就是根據公民從政府得到的收益(如安全保護、道路使用等)多少,以及他所能承受財務負擔能力的大小來征稅。
從稅收的功能、效率、公平等角度綜合考慮,結合目前經濟形勢,筆者以為,減稅確實已是大勢所趨,問題可能只剩減稅先后順序和多少而已。至少,個稅改革正當其時,起征點應大幅提高;大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稅率有下調空間,宜根據經濟需要盡快分類下調;實業(yè)企業(yè)負擔重,減稅費將有“救死扶傷”之效。
這里所指的經濟形勢,主要包括國家財政收入大漲、通脹高企、生產生活成本大漲、人民幣升值、天量外儲面臨風險。
從財稅數據看,1995年以來,財稅總額幾乎每年都以超過GDP增幅兩倍的速度增長。如去年稅收7.74萬億,同比增幅達22.64%;今年前5個月財政收入46820.06億,同比增幅達32%。這為減稅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從通脹數據來看,今年前5個月CPI數據分別為4.9%、4.9%、5.4%、5.3%、5.5%,各界預計6月份CPI數據將再創(chuàng)新高。在社保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近年來物價高漲,負利率導致居民財富縮水,居民消費意愿不振,內需提速緩慢。普通民眾關于提高個稅起征點,公平稅負,增加可支配收入呼聲漸高。減稅對利國(提振消費,優(yōu)化GDP結構)利民(分享改革發(fā)展成果,提高生活質量)的意義將越來越直接。
由于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反映市場動態(tài)先行指標的PMI指數延續(xù)跌勢,6月匯豐中國制造業(yè)PMI為50.1,創(chuàng)11個月新低;此外,由于美元貶值,6月20日到22日的三天時間內,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中間價一度跌破6.47關口。以美元結算的國際貿易習慣,讓微利的中小企業(yè)利潤被不斷擠壓,加上融資難,實業(yè)企業(yè)生存越來越難。從現實情況來看,很有必要通過為實業(yè)減稅緩解困難,為中小企業(yè)雪中送炭。
6月25日央視《經濟信息聯播》的報道也印證了這點,由于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再加上融資難,沿海地區(qū)原本做實業(yè)的企業(yè)主正紛紛轉做PE、做房地產,做其他投資,或者干脆移民國外。實業(yè)空殼化現象令人擔憂,這不僅會影響現在的經濟質量,還會影響未來的就業(yè)安全。對此,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夏斌給出的建議之一,就是財政政策支持,說白了就是減稅費扶持實業(yè)。
最后從外儲資產配置的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外儲已突破3萬億美元,大量用于購買外國國債、政府機構債等虛擬資產。在歐美頻現危機、美元貶值向全球輸送通脹的背景下,資產貶值安全風險加大,應調整虛擬資產與實質資產的投入比例。為此,降低進口關稅,尤其是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進口關稅將有利于提高實質資產比例。同時,下調關稅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平衡、改善能源結構和降低國內企業(yè)成本、保證經濟平穩(wěn)運行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楚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