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QE2)政策終于落定,美聯儲很可能在錯誤的軌道上將美國經濟拉得越來越遠,并將對全球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事實上,美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需求不足問題。正如大蕭條是由生產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引發的危機一樣,當前面臨的危機是資產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因此,奧巴馬試圖從貨幣信貸擴張,刺激資產的角度入手,依舊難以根本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
新量化寬松啟動,美聯儲針對政府、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購買計劃和直接貸款成為量化寬松的核心,美聯儲通過直接向市場投放流動性,而不是依靠商業銀行作為流動性中介,目的就是提高美國的資產價格,擴張美國居民的資產負債表。但量化寬松真正能否刺激美國經濟再循環,關鍵在于在資金寬松后,銀行愿意增加信貸、企業愿意增加投資、家庭愿意增加消費,這三個渠道能打通嗎?
從企業增加投資意愿看,美國依然處于投資周期的大底部。美國自2001年四季度開始的最近一輪周期,到2010年三季度不到9年,如果以10年投資周期計算,距走完大投資周期至少要到明年底。投資周期的一個顯著的觀察指標是設備投資,盡管美國固定資產投資自2009年三季度以來的4個季度環比增長,但短期內缺乏新興技術和產業變革來提振資本回報率,進入新的固定資產投資周期還為時尚早,特別是短期內缺乏新興技術和產業變革來提振資本回報率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大投資的動力依然不足。
從銀行增加信貸意愿看,美聯儲政策工具中幾乎沒有幫助銀行清理壞賬降低違約和核銷率的工具,而財政部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從最初的購買銀行有毒資產改為向銀行直接注資,也未能幫助銀行緩解清償力壓力,銀行惜貸嚴重,信貸增量下降,銀行現金在全部資產中的占比從歷史平均的3.2%上升到10%左右,美國消費信貸、工商業貸款、不動產抵押貸款增速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消費信貸更是連續數個季度下滑,貨幣乘數持續收縮。截至10月20日,美國貨幣乘數為0.8883,僅為金融危機前1.612的一半,更不及歷史高點3.2的1/3,金融系統不能真正“造血”,實現對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這是美國經濟難以自我修復的重要原因。
最后,從消費者增加消費的意愿看,當前美國消費者仍然處于去杠桿化的階段,房地產不良貸款率處于前所未有的高位,個人收入依舊處于低增長甚至下降的通道,在銀行收緊放貸的情況下,消費者信貸的反彈可能要經歷更長時間,為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防性儲蓄不斷上升,奧巴馬及美聯儲一系列刺激政策依然“拉而不動”。特別是次貸危機使美國房地產負財富效應持續發酵,美國家庭持有市值大約7萬億美元股票,如果股價再漲10%,股民將收益7000億美元;如果轉為消費支出,相當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25%,這對收入和就業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
美聯儲想重新制造新的資產泡沫,擴張美國居民的資產負債表,但貨幣無法解決美國20多年來產業外移、經濟透支以及隱性債務虧空的結構性問題,更無法解決資產泡沫急速膨脹與民眾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層次矛盾。
美聯儲二次量化寬松對本國經濟刺激效果不彰,但對刺激全球資產泡沫和通脹的效果卻立竿見影,通脹正如一場海嘯,呼嘯而來,全球新一輪通脹重壓已經形成。目前全球通脹率略高于3%,這意味著全球實際利率為負值,約為-0.6%左右,通脹率的升幅已經超過了名義利率的升幅。全球糧食價格飛漲,標準普爾高盛8種農產品價格指數(GSCI)2010年迄今上漲30%,作為食品工業給養的這些大宗農產品價格上漲,也直接導致了下游產業鏈的價格上漲,普通民眾生活必需品的糧食正淪為資本展開盛宴的投資品,全球很可能被美國拖入滯脹的邊緣。
更為嚴重的是美聯儲作為全球中央銀行,理應承擔起全球經濟調控的責任,但完全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導致了全球的政策協調陷入混亂狀態:全球貨幣失去“名義錨”,美元大幅貶值,日元、歐元因此快速升值,入市干預,對等投放本幣的壓力大增,逼迫新興市場國家跟隨,也投放本幣,全球貨幣體系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動蕩期。近期,新興經濟體誓言對抗美聯儲二輪量化寬松,一些不堪資金流入壓力的國家已經開始行動。泰國政府10月初意外宣布,將對外資投資當地債券的收益征收15%的利得稅,旨在遏制熱錢過快涌入引發的劇烈市場波動;而在中國香港,當局近期推出了一攬子監管措施,防止樓市出現泡沫化傾向;新加坡近期則通過擴大本幣匯價波動區間來應對通脹威脅。在本輪干預中最為領先的巴西為了抑制熱錢流入過快,將對外資課征的所謂外國投資稅的稅率由4%上調至6%,政府同時調升外資在期貨市場交易保證金的稅率,由0.38%升至6%。
令人擔憂的是,各國經濟不再是危機爆發之初的協作,全球化的經濟生態正在遭到嚴重的破壞,各國之間的政策和利益博弈將給脆弱的全球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