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國人均GDP初步估計將達到人均4000美元。按照世行標準,居民中低與中高收入的分界線大約為3700美元。王一鳴認為,近期不但是生產方式轉變的重要時期,也將成為中國推動“富民”進程中重要的時間結點,其中蘊含著民營經濟的巨大商機。
但是,在后金融危機形勢下,民營經濟發展仍面臨一些重大課題,如低成本比較優勢開始減弱,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國際市場空間,在較長時期內難以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如果民企不提高自身競爭能力,不但難以生存,還會直接影響‘富民’目標的實現。”在王一鳴看來,我國改革開放經過了數輪上升期,外需在其中有一半的貢獻。而今年外需也許是零貢獻,這也意味著經濟發展可能缺失一半的動力。
在此背景下,增強民企技術創新能力,實現“創新驅動”戰略,成為迫在眉睫之事。他提出,下一步民企要通過技術轉移,來帶動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并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或者合作研發,來分享關鍵技術,此外,還要培育新的人口紅利。
“原來我國人口紅利,是依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提高來創造的,現在則要提升高素質勞動力比重。”王一鳴舉例說,目前我國每年畢業630萬大學生,比芬蘭、挪威等囯總人口還多,如果這630萬人都是高素質,有創造力的,就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是民企穩定發展,造“富”于民的關鍵步驟。王一鳴建議,國家和地方在城市建設方面,都應以增強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保障性住房建設,為農民工等就業群體營造穩定的居住環境。而這個過程本身,也能為民營經濟創造商機。“新36條”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市政公用事業和保障住房,像社區服務業、小城鎮建設,城際軌道交通客運專線等,都是民營企業的投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