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同意并轉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要求在國際國內經濟經過調整后破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而這被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袁鋼明解讀為中國經濟體制重構的綱領性文件。
稅改攻堅
袁鋼明表示,2009年中國進行了巨大的財政投入以刺激經濟發展,但同時也破壞了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財政政策只是短期的政策選擇。現在需要重建財稅體制改革使經濟發展步入正軌。”
根據《通知》要求,國家將出臺資源稅改革方案,統一內外資企業和個人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制度,逐步推進房產稅改革,研究實施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完善消費稅制度,研究開征環境稅的方案。
此外,要全面編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試編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加快形成覆蓋政府所有收支、完整統一、有機銜接的公共預算體系。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馬蔡琛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資源稅、房產稅、環境稅等都是始于2003年的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延續。目前中國完成了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合并、增值稅的轉型及燃油稅改革,而再把資源稅、房產稅、環境稅等稅種完成以后,一個基本上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稅制體系也就建立起來了,也大體勾勒出了未來中國稅制的基本框架。
“這次幾個稅種的改革實際涉及到民生的更多,比如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所以這些稅種的出臺所遇到的困難和要解決的技術問題也會很多。”馬蔡琛直言,稅制改革也進入了攻堅階段。
此外,對于國有資本的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的改革,馬蔡琛認為,這有利于實現“依法用好百姓錢”這一政府預算管理目標。但對于政府預算體系改革,馬蔡琛表示,目前還相對滯后。
尋找新動力
面對內憂外患,中國經濟的出路在哪里?中國經濟能否超越增長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袁鋼明給出的答案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利用民營資本的“沖動性”特征或許可以讓中國經濟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浙江吉利集團收購沃爾沃就是一個例證。”袁鋼明認為,中國的民營企業可以承擔促進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任,而現在的政策制定者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此次《通知》就表示,將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落實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民間資本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此外,國家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措施還包括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適當退出,拓寬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市場空間;通過改革金融體制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融系主任韓立巖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金融體制改革對于引導民間融資健康發展,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提出了一個很具體的步驟。
二次探底?
經過2009年的努力,中國經濟實現了“保八”的目標,同時世界經濟也初步邁向了復蘇,但最近爆發的希臘債務危機給復蘇中的世界經濟敲響了警鐘。而對于今年中國經濟形勢,《通知》指出,今年是中國繼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鍵一年。而在去年,這一措辭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
對此,袁鋼明的解釋是,單從《通知》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來看,中國經濟今年仍然面臨不確定性,如果調整不當,“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是危言聳聽。他認為,嚴重依賴房地產拉動的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了懸崖邊上,這種矛盾隨著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出臺越發明顯。
袁鋼明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房地產的問題是政策既不能太緊也不能太松,如果太緊中國經濟可能要重蹈日本經濟的覆轍,如果太松,房地產泡沫破滅后的危害將被再次放大。”袁鋼明認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對房地產的調控已經舉步維艱。
如果把房地產看作是中國經濟的“內憂”,那么西方國家的高失業率和希臘債務危機就是中國經濟的“外患”。“西方國家這些問題的出現開始讓人們反思金融危機的后遺癥。”袁鋼明說,而這些“后遺癥”對中國經濟來說也是挑戰之一,中國經濟正在從出口拉動型向內需拉動型轉變,但這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