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名人牌,為振興本地經濟造勢,這是多年來不少地方屢用不爽的招數,本無可厚非,但凡事都應有度,如果鬧到走火入魔的地步,那必然適得其反、引出負面效應,不僅達不到招商引資、廣攬游客的預期目的,而且會惹火燒身、遭到質疑與批評。最近,河北兩地為趙云鬧“翻了臉”,還算沒離大譜;而有關西門慶的爭奪戰,就屬于典型的“名人瘋魔癥”了。
幾天前有報道說,基于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會給地方帶來巨大文化旅游收益的考慮,《金瓶梅》引發了兩省三地的“西門慶故里之爭”,具體涉及山東省陽谷縣、臨清縣和安徽的黃山市。近十年來,三地都紛紛舉起“西門慶故里”招牌,展開競爭,西門慶也被一改在傳統文學名著中“大淫賊、大惡霸、大奸商”的藝術形象,華麗轉身成為當地政府追捧的“文化產業英雄”、某商代表。陽谷、臨清二縣,均把相關項目列入發展規劃,不僅建有諸如西門慶和潘金蓮初次幽會地點——王婆茶坊、西門慶及妻妾宅院和其經營的生藥鋪、鹽鋪、當鋪和綢緞莊等實物景觀,還通過雕塑或真人表演等形式,“生動再現”西門慶、潘金蓮等人的“浪漫交往”;臨清甚至開設了游人自費參與、“親身體驗極樂生活”的節目……至于黃山,該文章指出,2006年,黃山市徽州區突然聲稱將投資2000萬元開發“西門慶故里”、《金瓶梅》遺址公園等項目,并于當年5月1日對外開放。徽州區稱,根據考證,西門慶不是山東人,而是安徽人,是徽商的代表。
雖然上述報道中的一些內容,很快被黃山市徽州區方面否認,有關負責人聲稱當地早就“停止了媒體所稱的‘西門慶故里’項目運作”,也未建造什么“金瓶梅遺址公園”,但承認“的確開展了對《金瓶梅》的研究和有關人物出處的歷史考證”,2006年經過招商引資請人來協助搞過文化旅游開發,旅游公司想借西門慶炒作。由此看來,徽州參與過“西門慶故里”爭奪戰并非完全空穴來風,不過是沒能像山東兩縣那般火熱實施相關“開發計劃”而已。
西門慶是何等人?--婦孺皆知、臭名昭著的大壞蛋,死于武松手下的大惡霸,這早已是毫無懸念的鐵定結論;而他又是一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文學虛構人物。把大惡人當香餑餑爭搶,本已超出常理,還煞有介事地考證一個虛無人物的故里所在,就更加荒唐之極。也許,這些非常之舉,被涂抹上了“解放思想”的時髦油彩,被插上了“振興地方經濟”的瑰麗標簽,但人們仍然不禁要問:如此舉動,置公認的是非善惡、道德標準于何地?置歷史的起碼尊嚴于何地?別說西門慶是虛構人物,即便他是真人,“同籍”的鄉人,能夠以其為榮為傲嗎?而以西門慶為招牌的那些“景觀”、“節目”,又能讓人感受、體驗到些什么特殊的“文化內涵”呢?是驕奢淫逸、偷情縱欲,巧取豪奪、欺行霸市,還是赤裸裸的謀色害命?
從西門慶的“突然走紅”,筆者聯想起流傳甚廣的一副對聯:“人自宋后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據說這是清乾隆年間一位姓秦官員到杭州拜謁岳飛墳后寫下的。現實中熱捧西門慶的始作俑者們,善惡、榮辱水準竟然跌倒了兩百多年前的封建文人之下!按照他們的思路,倘若與秦檜“沾親帶故”,保不齊他們同樣會大打秦檜招牌,挖空心思地吸引游人去感受、體驗“勾結外虜”、“殘害忠良”的“漢奸文化”吶。
西門慶受熱捧,是畸形政績觀、片面追求GDP的又一表征。與高污染、高礦難的GDP一樣,“西門慶”帶來的經濟收益,也屬于危害深重的“有毒”、“帶血” GDP。所不同的是,前兩者對人的危害主要是肌體,而后者危害的則是精神。試想,在西門慶特色旅游中,游客的情操會得到怎樣的“陶冶”?浸淫于西門慶“生活環境”中,從業人員會滋生出怎樣的職業精神?而成長于西門慶“文化氛圍”中的青年一代,又會樹立起怎樣的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
與高污染、高礦難相比,變態的“名人經濟”之“毒”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因而造成的創傷更難醫治,帶來的危害也更為深遠。但愿在這方面已經走火入魔的地方,快快改弦更張,不要為了一時小利、個人私利,繼續干遺患長久、禍及大眾的錯事。
由是觀之,切實加強榮辱觀的教育的確很有必要。否則,不僅會不斷出現瘋狂嫖娼的吉林人大副主任、公開猥褻女童的深圳海事局書記、酒后公然調戲婦女的河北某縣銀行行長、強暴未遂被鄧玉嬌捅死的湖北巴東某鎮干部那樣的敗類,還會直接影響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向。這可不只是官員私德的“小節”,而是關系成千上萬民眾福祉的大事。當然,矯正變味的“名人經濟”,不能只靠思想教育,但榮辱觀的教育確實是既不能少、也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