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庫存處于歷史最高點,一邊漲聲一片,這就是目前國內鋼材市場的現狀。
這種現象,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是難以找到答案的。因為,按照價值規律,供大于求,價格應該下降;供不應求,價格才能上漲。但是,目前鋼材市場的價格卻完全相反,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更重要的,鋼材價格的上漲,不僅與市場規律相背,而且是在一年一度的鐵礦石價格談判即將開始之時,就顯得更加撲朔迷離了。
眾所周知,我國自2004年進入鐵礦石談判以來,就沒有在這項談判中占到過上風、賺到過便宜,最好的結果就是損失少一些。
即便2009年的談判與以往相比,態度強硬了一些,但結果也并不令人滿意。
對在鐵礦石談判中屢屢受挫,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企業沒有話語權。于是,面對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受到巨大損害也就變得十分坦然,很少有人去過問中國企業為什么會沒有話語權。
作為世界上鐵礦石進口的第一大國,按理,我國企業應當擁有相當的話語權。即使不能左右鐵礦石價格,也應當具有足夠的影響力。然而,在鐵礦石談判中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告訴我們,中國企業在此項談判中毫無話語權可言,甚至連基本的發言權也沒有。
鐵礦石供應商們,根本不把中國企業放在眼里。
我們原本以為,造成中國企業在鐵礦石談判中屢屢被動的主要原因是一盤散沙、沒有形成合力,現在看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國企業自己放棄了話語權,或者說,個別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了中國企業的話語權。如果參與談判的中國企業總是那么恰到好處地“配合”國外鐵礦石供應商及其幕后操縱者,在談判前夕提高國內鋼材的價格,中國在鐵礦石談判中又如何能夠獲得話語權呢?既然參與談判的企業已經受制于外國企業、外國供應商,為何還要讓其作為中國鐵礦石談判的代表參與談判呢?這豈不是故意放棄話語權嗎?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寶鋼建設初期,就有人擔心,寶鋼在鐵礦石采購上的運作模式總有一天會付出沉重的代價,F在看來,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因為,后來許多企業也都采用了寶鋼的運作模式,結果,讓中國及其企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也許,寶鋼當初采取這樣的方式也無可指責。因為,改革開放初期,從技術、人才、資金、設備等各個方面來看,都需要依靠和借用外國企業的力量。但是,依靠不代表投靠,借用不代表賣身,利用國外的技術、資金、資源等,決不能以損害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代價,必須在以后的發展中消化、吸收、創新、發展。要在外國企業提供的技術、設備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遺憾的是,我們過于依賴于外國企業、外國人了,以至于最終成為外國企業的附屬物,完全受制于外國企業,最終不得不做出唯外國企業是首的事,在鐵礦石談判中“配合”外國企業的行動。
我們承認,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較快的提升,但是,要想在國際競爭中具有更多的話語權,還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因為,發達國家是不會輕易放棄已經獲得的話語權的。前提是,中國政府及其企業必須有爭取話語權的信心和決心,有爭取話語權的大局觀念和全局意識,要在參與國際競爭中,首先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切不可為了企業利益、局部利益,甚至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與人民利益。
所以,因為沒有話語權,鐵礦石談判屢屢失敗,根子不在話語權本身,而在話語權問題上我們放棄了自己應得的那份權利。要想在今后的談判中有足夠的話語權,首先必須理順關系,明確參與談判企業的責任。切不可讓參與談判的企業“胳膊肘兒向外彎”。(譚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