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如果“圈子”不再以財富來劃分

　　好的社會狀態的一個特征是，社會中具有抵抗強權的力量，不管那強權是來自政治還是經濟、商業、文化

　　奢侈品消費在中國并不是舶來品。與此相反，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代表皇室榮耀的各種物品，無不精雕細刻并且因罕見而稀有昂貴。但奢侈品成為中國中產階層的消費品，則時間并不長。與有階層差異的社會相比，如今的商業社會，浸染了多少奢侈品的屬性？這種屬性在現代具備什么樣的特性？《中國新聞周刊》為此專訪了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鄭也夫從事理論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知識分子、消費主義問題研究多年。

　　奢侈品從來都有“區別性”

　　中國新聞周刊：有觀點認為，奢侈品在封建時期，就是貴族的把玩和自我享受，并非“區別性物品”，因為他們無須再度證明自己。當奢侈品成為商品之后，則有了劃分階層的含義。這也是一些人把中國奢侈品消費定位在“炫耀”的原因？

　　鄭也夫：這么說不準確。皇族一直在以種種手段建立與他人的“區別性”，對某種顏色、器物的壟斷，住房建制的硬性規定，等等。炫耀是全人類，乃至全體動物的本能。

　　社會主義革命在上個世紀初期興起后，人類企圖造就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自然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反映在消費和奢侈品上，這種區別依然存在，甚至因為壟斷而更徹底，社會效益更差。在前蘇聯，有專供高干消費的“小白樺樹”商店，中國也同樣。其最壞的負作用，就是“VIP方式”不進入公眾消費領域，所以公眾消費領域的質量低下得一塌糊涂。文化革命期間，高干子弟先是穿上了軍裝，別人沒有，這就是搞“區別性”，后來索性穿上了“將校呢”，赤裸裸地炫耀。不錯，那時因為商品匱乏，炫耀的手段貧乏。但決不是說那時沒有了奢侈品和炫耀。那個時代也有人去高級餐館，莫斯科餐廳，人們叫“老莫”，那種炫耀的得意，甚至高過今天的大吃大喝。

　　今天，雖然中國人的炫耀甚囂塵上，但如果認為只有當今的中國人炫耀，那實在是太膚淺了。只能說，中國某些富人的炫耀更張揚、露骨、粗俗、赤裸裸一些。

　　中國新聞周刊：實際上，正是這些富人們也在引領著奢侈品消費文化？

　　鄭也夫：中國的富人有錢有閑，但不是精神文化的領袖。因為歷史原因，中國今天的富人多是暴發戶，并且有一些是在極不干凈的環境中暴發的，他們擺闊、鋪張、不會過藝術化的生活。

　　要這些富人身心變得和諧一些，需要制度來制約，更需要他們自身慢慢提升。這需要并不短暫的時間，很多人一生都無力完成。如果中國社會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這一轉換，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還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經濟層面的公正，這要靠制度來保證。也就是說，首先要杜絕官商勾結，杜絕巧取豪奪。在富人身上，物質與精神的和諧的前提，是對財富的正確的認識：財富不是一切，掙錢不是全部。錢掙到很多的時候，個人的角色就變了，成為社會財富的看守者，成為一個特殊游戲的參與者。如果中國能完成這一轉變，將是社會的巨大提升。

　　雷同在人類社會是乏味的

　　中國新聞周刊：消費不僅是人們的追逐，也是商人努力的結果。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熱情，看上去更多的是消費社會或者說商人引領力量的來臨？

　　鄭也夫：消費社會的第一推動因素當然是商人。但是，商人不是無中生有，只是很好地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在1972年，美國社會學家埃文就說，“在今天誰是意識的領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無冕之王；在今天西方世界中只有一個意識形態，就是消費，而他的領袖就是商人。”

　　如果把好生活作為人生觀來吹捧，商人一定會成為話語權的壟斷者。他們可以告訴你吃什么、穿什么、開什么車、住哪里，還能告訴你他們的商品有多少文化價值。他們一方面推動消費，另一方面營造消費為核心的人生觀。造就了一個吃飽了飯就面臨空虛的社會。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人們的消費與以往大不相同，憑借工業和全球化，大多數人得以溫飽，但生存壓力反而更大，追求創新與刺激超過了享受細節，這或許是數千年來人類所沒有過的生存方式？

　　鄭也夫：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時尚，人們全在時尚的籠罩下生活。多數人在不同程度上追逐時尚，人們的生活也被時尚牽著鼻子走，買車、買房、穿衣戴帽，都是如此。人們難以逃脫其外，成了房奴，車奴，不跟著走，好像就成了“等外品”、三等公民。

　　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的生存方式對“人”本身提出了挑戰？

　　鄭也夫：如果說對“人”有挑戰，就是價值觀上要徹底改觀。但實際上對“人”并沒有挑戰，人還是追求“牛逼”，追求區別，這種本能是抹不掉的，雷同在人類社會都是乏味的。一些富人圈子是物質時代的產物，社會的進步在于圈子將不再以財富來劃分。圈子沒有等級是不行的，沒有等級就沒有文明，水準不等如何交流？只是以后的各種圈子將不再以“物”來劃分，不再是通過房子、車子、錢，而是通過人自身的品質，智能、體能、技藝等等，未來的等級也應該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段位上的。這將是全社會共進的產物，是社會結構與觀念共振的結果，不是哪個“精英階層”可以獨自挺進和到達的。

　　中國新聞周刊：當“物”越來越難以填補人們內心，商品也必然走向非物質化？

　　鄭也夫：此前的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全面解決溫飽，在那樣的社會中，物質是炫耀的利器。當溫飽解決了，空虛是大問題，甚至空虛就是溫飽的副產品，如果繼續以物質來炫耀，其一自己的身體承受不起，其二因工業帶來的巨大復制能力，別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種商品占有上的差距，人們出于無奈，只好在物質之外尋找炫耀手段。

　　手工可以排除空虛，不是買手工制品，而是自己搞手工。身和心的關系很大，身體忙碌起來，心里就不空虛了。祖先是這樣的，我們也只好這樣。因為我們的身心和祖先其實沒有差距。人們必須身心和祖先處于同一狀態才舒適。

　　商業的民主化我們遠遠沒有完成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確實有一部分人推崇“新手工”的生活方式，這種回歸的社會原因是什么？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聲音半個世紀不絕于耳，這樣的回歸恐怕也將經歷數百年？

　　鄭也夫：自制月餅、粽子、賀年卡，送給朋友要遠比買來的商品恭敬、隆重。自己搞室內裝修，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可以實現自己創造潛能。在美國自己搞裝修已經成為成年男性的游戲，美國已經興起多年“Do It Yourself”，原因是耐人尋味的，回歸手工的另一個本質原因，是對大規模生產不能造就“區別性”的厭倦。手工制品的個性當然突出，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我相信，手工制品和自制手工會回歸得很快，因為后面有多重動力。

　　中國新聞周刊：無論消費還是文化，有更為廣泛的人群共享這個成果才能是成功的。您認為這種商業意義上的民主化在中國處于什么樣的狀態？

　　鄭也夫：好的社會狀態的一個特征是，社會中具有抵抗強權的力量，不管那強權是來自政治還是經濟、商業、文化。其實商業的民主化我們遠遠沒有完成，不過是以眾多商人的格局代替了計劃經濟時代國家計委決定一切的格局。真正的經濟民主化和商業民主化是，勞工與企業家的均衡，消費者與廠商的均衡，是前者有了充分的發言權。我們現在是后者在支配前者，在支配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