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年關將至,各種公共品價格也面臨著價格調整的高峰期,先是各地的水價紛紛上調,前不久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并未因時間窗的延遲而有所怠慢,而且成品油價格的上調帶動了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費的重新復征。在此基礎上,電價調整的消息再度傳來。
平心而論,在煤、水、電、油等公共品價格的調整已經成常態之后,公眾已經習慣了價格的變動,即便是公共品價格的調整每每都是以漲價而告終,公眾也只能抱以一聲嘆息。無他,在公共品價格調整的博弈過程中,民生的話語權實在有限,難以對抗公共品服務的提供單位,在博弈力量還相當不充分的背景之下,任何一次公共品價格的調整,恐怕帶來的結果都是漲價。
有了逢聽必漲的背景,所以公眾才會對寧夏銀川的采暖費價格經過聽證之后下調感到驚訝,盡管每個人都明白公共品價格的漲漲跌跌本該是一種常態化的形式,但放諸于現實的環境之中,類似于銀川這樣降低采暖費價格的例子,簡直就是鳳毛麟角,因為少,所以不可能成為常態,因為不可能成為常態,所以銀川采暖費降價才成為公眾關注的新聞。
但即使是銀川采暖費價格的下調,也不是通過聽證會的博弈而來的,這意味著雖然銀川百姓今年少交了采暖費,但由于缺少聽證與博弈的過程,交多少怎么交依然與民意沒有直接關系。由銀川采暖費下調沒有聽證環節一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使公共品價格下調,也并非各方充分博弈的結果。
該漲的不管民意的反對之聲多么強烈依然漲,該降的也忽略了民意的存在只管降,不管是公共品價格的漲還是跌,都與民意沒有關聯,這才是公眾最為擔憂之事。有了前述的例子,當我們聽聞電價又要調整的消息之后,唯一擔心的就是在即將開始的電價調整聽證會上,代表民意的話語權究竟能發揮出幾成力量?倘若民生的力量依然是聽證會上的擺設,而無決定性的力量,那么聽不聽證又有何實質意義?
其實,公眾最希望看到的是,無論公共品價格的漲與跌,都必須嚴格地經過聽證的程序,都必須有各方力量的充分論證與博弈,這樣得出的聽證結果,才真正符合聽證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