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對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初,國際市場環境急劇惡化的形勢十分明朗,中國得以做出準確判斷,及時采取果斷應對措施。現在,雖出現了世界經濟復蘇的信號,但復蘇前景還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如果復蘇受阻,中國宏觀調控的著力點只能是繼續擴內需,保增長;如果復蘇強勁,則可能帶來通貨膨脹壓力。而保增長和防通脹是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措施的。因此未來中國在選擇調控手段,拿捏調控力度、節奏時將面臨更復雜的抉擇。“乍暖還寒,最難將息”。
西方發達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政策目標是充分就業,其次為價格穩定,再次是維持經濟均衡增長,而實現資源配置,產業結構調整主要依靠市場自發力量。由于國情不同,中國的宏觀調控目標中,轉變增長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危機前,中國經濟近30年的高速增長,成績斐然,但也在增長方式、產業結構方面累積了大量矛盾。靠市場力量消化、調整這些結構性矛盾,可能要花費更長時間,遭受更多痛苦。為此,中國選擇了在宏觀政策指導下的漸進式調整方式。危機前,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調整經濟結構,改變增長方式。為應對突如其來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在推出“四萬億計劃”的同時,也沒忘了推出著眼于結構調整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在后危機時代,中國的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肯定將越來越偏重對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應對一時性經濟危機的舉措相比,實現結構性調整的目標顯然是一個更復雜,更艱難,需要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務。
最后,后危機時代宏觀調控面對的利益格局將更為復雜。世界經濟危機來臨后,中國各地各行業都受到沖擊,中央及時果斷推出的“保增長,保就業”措施符合各方的眼前和長遠利益,因此全國普遍擁護,共度時艱。而在后危機時代,如果宏觀調控指向“經濟過熱”,“通脹抬頭”,或者是進行“有保有壓”的產業結構調整,必然傷及部分地區和行業的眼前利益。按照西方理性預期派經濟學家的看法,具有理性預期的被調控對象會預料到調控政策的后果,采取相應的對策,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從而抵消政策效果。既然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強調主要利用市場機制管理經濟,就必須承認和接受在合法、合規前提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實。現在,連普通股民都懂得“提前消化政策面消息”,何況企業家們呢。這就對制定和執行宏觀政策的藝術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摒棄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按照博弈論的思維模式,把被調控對象當作“理性經濟人”,更多地“誘之以利”,而不僅僅是“曉之以理”,更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改革開放初期那種“即使不一刀切,也得切一刀”調控方式對經濟造成的硬傷太大,不利于創建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