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內地市場，香港電影人比臺灣導演早了十年，可是路卻越走越艱難；業內人士分析，北上的香港電影人帶給內地電影市場的變化功不可沒，但作品在情感表達上卻與內地觀眾始終有隔閡
在這個浪漫2月情人節電影檔，一部內地與臺灣合拍的愛情片《LOVE》橫掃兩地票房，成為第一部在內地和臺灣地區票房均過億的電影作品。而與《LOVE》同時間上映的內地香港合拍片《高海拔之戀》，雖然是大導演杜琪峰的制作，卻只拿到3000萬元左右的票房。觀眾普遍反映，兩部電影的差別在于——《LOVE》顯然比《高海拔之戀》更“接地氣”，更能引發共鳴。
從今年初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翻滾吧，阿信》、《殺手歐陽盆栽》，到如今的《LOVE》，越來越多的臺灣電影開始在內地市場生根發芽，并頗受大眾喜愛。有人說，這是“小清新”、“小文藝”的勝利。反觀更早進入內地市場的香港合拍片，近年卻每況愈下，叫得出名字的佳作少之又少，以致有人說“香港導演只會北上圈錢”。為此，羊城晚報記者近日走訪了幾位業內人士。對于香港電影和臺灣電影進入內地后呈現出的不同狀態，他們有著自己的見解。
談到錢
臺灣
談錢依然“文藝腔”
“在臺灣，不可能有人給你這么多錢去拍一部愛情片；而有了錢，我才能找到最理想的工作團隊，給他們最舒適的工作環境。”在此前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LOVE》導演鈕承澤坦白地說。該片得到了內地華誼兄弟公司的融資，這對于臺灣導演來說并非易事，因為他們的作品普遍不會去迎合觀眾的趣味，所以不管是內地還是臺灣地區的投資人，都對他們心存疑慮。像去年臺灣第一部史詩巨制《賽德克·巴萊》那7億元新臺幣(約1.46億元人民幣)的投資，也是導演魏德圣東拼西湊才好不容易找來的，而票房要達到14億元新臺幣，影片才能真正掙錢。所以，當《LOVE》以合拍片的形式進入內地情人節檔時，鈕承澤對于內地的投資確實是心存感激。在獲知《LOVE》內地和臺灣票房雙雙過億之后，鈕承澤還以“臺灣文藝腔”感慨地說：“鼓勵我們繼續拍出心里那一部部好看的電影，并且相信世界會因此而變得更好……”
香港
開始就用錢鋪路
與臺灣導演相比，香港導演與內地的合作就算從CEPA協議簽署開始，也有將近10年的時間了。對于內地市場，他們沿用的是香港人的那套從商之道。提到內地的投資人，香港電影人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人傻、錢多、速來。”在他們很多人眼里，內地的投資真是太好拿了。與剛進入內地市場的臺灣電影人不同，香港導演的名氣更大一些，所以除了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姜文等內地大導演，其余的大片投資幾乎都被香港制作團隊拿獲。不過，以往香港市場小，造就了香港導演以生存保本為先的理念，拍片快，趕工急，加上唯市場化的傾向，所以重視技術遠遠超過文化的深度和內涵。而且香港電影行業本來就良莠不齊，因此來內地圈錢、濫竽充數的大有人在。
談到情
臺灣
小成本更接地氣
《海角七號》、《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翻滾吧，阿信》、《LOVE》……論制作成本，這些電影在內地最多算中等投資規模，卻偏偏輕易地打動了內地觀眾。有內地觀眾感嘆：“很奇怪，兩岸的電影交流并不是很多，但他們拍的電影，卻能輕易打動我們，完全沒有情感閱讀障礙。”鈕承澤曾對臺灣導演的心態有過解讀：“過去20年間，在臺灣電影市場那么不好的情況下，我們都沒有離開這個行業，因為我們真心想拍電影。我們期待，甚至自我催眠，因為我們相信電影不會消失，相信就算全球化浪潮再強大，但觀眾對于講我們自己的語言、講我們自己的故事的電影一定有需求。”臺灣文藝片導演蔡明亮也稱：“臺灣電影人更希望表達自己的藝術觀點，所以不愿意迎合觀眾。人的感情是很復雜的，不一定只有好萊塢式的那種，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元素。”也許正因如此，雖然九把刀在《那些年》里拍攝的是他自己的初戀，卻因為自然流露出真實的情感而更接地氣，引發了大批觀眾的共鳴。
香港
大制作里有隔閡
想在近年的香港合拍片中找出幾部接地氣的中小成本電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天水圍的日與夜》、《天水圍的夜與霧》以及即將在內地公映的《桃姐》，導演許鞍華在人情味這條路上固執地走著，但她選擇留在香港。同樣，2010年的《歲月神偷》導演羅啟銳和張婉婷夫婦，也留守香港。反觀那些北上的香港電影人，雖然不乏徐克、陳可辛、劉偉強等等大導演的大制作，但在接地氣方面卻完全無力。“香港電影人北上，不是來拍港片的，而是大家共同在經營華語電影。”香港資深電影人文雋如此說。但正如香港導演杜琪峰所困惑的，他理解不了內地觀眾為什么覺得《瘋狂的石頭》很好笑——兩種不同的情感語言，始終涇渭分明。
談到人
臺灣
新人輩出的年代
2007年以前，臺灣電影在本土一直遭受好萊塢大片的壓制，但臺灣電影人卻始終甘愿在“自留地”上艱苦勞作，所以當臺灣電影重新起航時，人才并沒有斷檔。導演方面，鈕承澤、魏德圣、林育賢、陳國富、蘇照彬，甚至還有網絡寫手出身的九把刀，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向這條產業鏈補給。應運而生的還有一大批新生代偶像演員，趙又廷、阮經天、柯震東、陳妍希、林辰唏、陳意涵……每隔不久，觀眾就會見到一張磨練成熟的臺灣電影人新面孔。這種良性循環，得益于臺灣電影人的堅守，正如鈕承澤所說：“一個理想的文化環境，就是大家想辦法拍出自己覺得好看的電影。這就是一個融合的過程，就是得有瘋子，得有商人，也得有純情的創作者。”
香港
青黃不接的現狀
梁朝偉、周潤發、劉嘉玲、劉德華、郭富城以及徐克、杜琪峰、陳可辛、爾冬升……出現在主流合拍片中的香港團隊的名字，差不多十年都沒更換過。內地投資人把這些名字當成票房號召力，不斷透支他們的價值。可是在今年的賀歲檔中，占據了有利地位的《大魔術師》雖然各項配備都堪稱合拍片的精華，但最終票房只有1.8億元，比起內地小制作電影《失戀33天》的3億多元票房，對于京港兩地從業者無疑是當頭一棒。由此，也直接反映出內地觀眾對于此類“大卡司”合拍片的審美疲勞。去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打擂臺》成為最大贏家，涌現出郭子健、鄭思杰等一批年輕電影人，可惜他們始終只停留在香港市場。有業內人士分析：“這些新人畢竟沒有名氣，要讓他們進內地，投資人顯然不會掏錢。”
業內分析
“50多歲的導演，去了解現在20歲年輕人的感情生活，這不現實”
魏君子：
香港電影狀態衰老
內地知名影評人魏君子一直對香港電影頗有研究，在他看來，雖然《LOVE》和《高海拔之戀》的正面PK只是個案，但不可否認，目前香港電影行業正呈現出的衰老狀態。“50多歲的導演，去了解現在20歲年輕人的感情生活，這不現實。”但魏君子同時提到，北上的香港電影人，帶給內地電影市場的變化是功不可沒的。
在這個情人節檔期，魏君子選看了《高海拔之戀》和《LOVE》兩部電影。他說，要論接內地觀眾地氣的，還是鈕承澤的《LOVE》，“它表達的情感接近觀眾的普通生活，而票房已經說明了觀眾對《LOVE》的喜愛程度”。至于杜琪峰的《高海拔之戀》，一向鐘情港片的魏君子認為：“這部電影更像是杜琪峰2002年拍的《我左眼見到鬼》的延續。而對普通觀眾來說，這種對愛情的高深討論未必能接受。”而目前香港導演所普遍面對的障礙，魏君子認為是年齡問題：“來內地拍戲的香港導演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他們都過了事業的黃金時期。鈕承澤不同，他長期和年輕人泡在一起玩。而這些香港導演整天就是在北京與香港之間來回飛，怎么指望他們拍出年輕人的愛情喜劇？”
至于為什么不能出新人，魏君子說：“現在香港年輕的導演，叫得響亮的好像就彭浩翔一個人。造成‘人荒’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目前香港本地沒有電影可拍，也就不可能有新人出師。”以前香港一年要拍200多部電影，而現在，拿得出手的也就20多部。“曾志偉這幾年捧了幾個新人，黃精甫、郭子健、鄭思杰……他們也拍了不少好作品，比如《打擂臺》，但問題是這些人冒出頭后也沒什么路可走。要來內地，投資人一聽名字不是大牌，也不愿投錢，這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上周中美雙方達成協定，以后每年進入內地院線的好萊塢影片將比現在增加14部。不少圈內人暗示，這將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機會，而被清洗的，就是那些圈錢的香港電影人。對此，魏君子卻不能認同：“我相信大部分香港電影人北上，都是抱著自己的理想而來，誰會故意拍一個爛片？難道他不想拍個好片，打開口碑，放長線？”在魏君子看來，香港導演北上的這些年，對內地影市的幫助遠遠大于負面效應：“在他們北上前，內地并沒有類型片的說法，更沒有純粹意義的商業電影。這些都是香港電影人北上后，把制片當成工業化、商業化的形態來運作，才讓內地市場有了努力的方向。”
“臺灣的導演更純粹，他們像是在寫詩”
臺灣電影人：
拿投資依然很困難
臺灣電影人唐先生，目前身居北京，經常運作一些臺灣導演和演員來內地參與電影工作。在他看來，這兩年的工作明顯繁忙一些了，“但目前還是試探期，畢竟臺灣電影人對內地市場還不是很了解”。對于臺灣電影被稱贊“接地氣”，唐先生說：“因為臺灣的電影人更純粹，他們拍電影，就像是在寫詩。”
唐先生表示，與香港電影人北上開拓市場的初衷相同，臺灣電影人北上，也是為了市場，但他們的理由聽著好像更“文藝”一些。“在臺灣，電影觀眾的數量真的很有限，這對一個導演來說，創作動力的確要少很多。我問過好幾個臺灣導演，包括九把刀和鈕承澤，他們期望自己的作品來內地，就是很單純地想讓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作品。票房固然重要，但他們在來之前并沒有想那么多，很單純。”
雖然《LOVE》在內地和臺灣都賣了個好價錢，但唐先生并不認為這代表臺灣電影人將開始大批與內地投資人合作。“首先臺灣電影人對內地的市場并不熟悉，經驗很缺乏。其次，真的要內地投資人投錢時，他們并沒那么爽快，因為他們往往對臺灣導演不熟悉，何況這些導演拍的都是偏文藝的電影。”但不可否認的是，臺灣電影在與內地觀眾的情感契合度上更為吻合。談及臺灣導演的創作心態，唐先生說：“臺灣導演拍電影時，更像是詩人在創作一首詩歌，很自我、很純粹，不太會去迎合市場的需要。”也正是因此，他們仍然保留著獨特的電影語言。唐先生分析說：“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一開始，本土的東西都被毀了。但當全球化進行到一定階段后，全球都一樣了，這個時候本土的東西就顯得彌足珍貴。而臺灣電影目前就是這樣，這得益于電影人純粹的創作心態，他們堅守下來，見到了陽光。”(王正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