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任曉 陳瑩瑩
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迎來6周歲。6年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靈活性有所加大。在當前經濟出現減速勢頭、人民幣對美元出現較大升幅的情況下,未來人民幣的走勢牽動人心。專家認為,可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以應對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出現的新變化。
趨向均衡
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幾年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序推進,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此期間,中國人民銀行于2007年5月18日宣布,自5月21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
2008年7月底以后,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的復蘇作出了巨大貢獻,也展示了我國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的努力。
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逐步復蘇,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經濟運行已趨于平穩,中國人民銀行于2010年6月19日宣布,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認為,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靈活性都加大了,人民幣匯率也逐步趨向均衡價格,為其他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社科院專家劉煜輝表示,匯改為我國建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的目標做了探索,也放寬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但是,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觀,最大的改變體現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上,出現了25%至30%左右的升值。他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背后的整個宏觀機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所以升值預期沒有辦法消除。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6月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盡管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已累計升值超過5%,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2.29%。
改革駛入“深水區”
通過匯率政策與結構性政策相配套,緩解通脹壓力、促進資源配置優化,是匯改的重要內容。6年來,人民幣匯率改革在擴大進口支持內需、推動更多資源向內需部門分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在當前經濟增速可能放緩的背景下,依然較強的升值預期、熱錢流入、持續升值對出口產生打擊等一系列問題也向匯率政策提出了疑問。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微博)認為,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就業的負面影響,一直是決策者所糾結的,但是關于匯率變動的影響存在很多誤區。
他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的短期影響被夸大了,尤其是在GDP和就業方面,但長期影響被嚴重疏忽,比如經濟結構效應。回歸均衡水平的人民幣升值對貿易部門的沖擊,更多的影響是短期的,中長期來看升值壓力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將使中國經濟和商品在新的更高平臺上重新獲得國際競爭力。
劉煜輝認為,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實際上是宏觀經濟的結構問題。而目前巨大的升值壓力,源自于我國連年的經濟增速過快和勞動生產率不斷加速。我國目前的匯率問題,可以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來詮釋,實際匯率升值=名義匯率升值+內外通貨膨脹的差異。
他表示,由于我國由經濟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速過快,產生了實際匯率上升的需求。而如果不能使得名義匯率有效上升,則必然會導致通脹的上升。所以,目前人民幣匯率處于“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矛盾狀態。
他表示,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減速、政府投資要得到有效約束。另一方面,可以從等式右邊著手,即通過名義匯率的升值,來抑制通脹,但是具體效果取決于經濟體的內在體制因素。如果名義匯率上升,同時資源從貿易部門轉移至非貿易部門,則非貿易部門可以發揮平抑物價的功能。
然而,就我國國內的現實情況來看,實際匯率的上升不僅沒有抑制通脹,甚至加劇了通脹。因為從貿易部門轉移出來的資金沒有去處,也不能很快的進入非貿易部門,因為在某些非貿易部門有很強的壟斷,抑制了民間資本的投資。因此,直接導致資金流入了虛擬經濟,比如土地、房地產等領域,并演變成為新的通脹壓力。
劉煜輝稱,目前的經濟增速放緩,是經濟發展規律的表現。而且,經濟減速,從微觀來看,可以給人民幣持續的升值壓力減壓,人民幣升值預期會隨著經濟的減速而下降。
丁志杰還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并不是治理通脹的工具,但具有抑制通脹的作用。人民幣升值預期是造成熱錢流入的重要原因,當前應該加強熱錢流入管制。
可適當擴大波幅
未來人民幣匯率將走向何方?觀察當前的匯率水平,似乎很難定論。
盡管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仍然存在,但陳道富表示,目前在香港外圍市場,人民幣并沒有顯示強烈的升值預期,某些時候甚至還貶值,國際市場也有做空人民幣的聲音。就現實情況而言,人民幣匯率已經逐步接近市場的均衡了。
劉煜輝也認為,目前人民幣的名義匯率,是否均衡或者超調,還不能下結論。因為在短期壓力下很難判斷匯率調整是否已經到位,甚至不排除目前的人民幣幣值被高估的可能。
不過,兩位學者均表示,當前可適當擴大人民幣波動幅度。
陳道富指出,應該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和彈性。現在適當擴大波幅已具備條件。2011年上半年的跨境資金流動中,我國的累計順差為449.3億美元,FDI(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608.91億美元,而截至6月末的外匯占款余額達24.67萬億元人民幣,較2010年末增加20,885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這其中相當一部分的資金,并不在貿易或者FDI項下,因此,金融性的因素在匯率波動中,已經占到越來越重要的份額。未來我國如果仍要以刺激經濟發展為主,還是要堅持有管理的、逐步的升值過程。
他表示,經濟出現一定的下滑,是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因此,需要匯率具備適當的彈性,反映出國內以及國際市場的金融性的波動。而且,為了抵御國際經濟波動,中國應該適當加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目前國際金融市場還不穩定,尤其要考慮美國國債違約、財政赤字等情況,我國不能把國際上的負面因素過多的引入國內。
陳道富認為,人民幣波動對于出口的影響是雙重的,應加大匯率彈性,不一定是升值,也有可能貶值。而且,如果人民幣略有升值,相關部門也應配合匯率波動風險管理的手段,進而增強國內企業抵御匯率風險的能力。
劉煜輝指出,應該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合理的匯率波動會使人民幣匯率更接近均衡水平。由于目前的中國經濟增速、投資增長仍較快,人民幣波動幅度也需要放寬。等人民幣匯率逐步到了均衡點,即使匯率機制放開,人民幣幣值也不會發生巨大波動,而是由市場的供需來決定。
此外,丁志杰表示,對于當前向均衡水平調整的人民幣升值,不會成為新的危機的根源,但要防止在錯誤的時間點做正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