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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最近，經濟學家對產業政策的爭論很火爆，這其實和當年臺灣的蔣王之爭很類似。

　　這篇文章是蔣碩杰總結臺灣經驗之作，作為哈耶克的弟子，蔣碩杰用自由派的觀點分析的臺灣成功的經驗，給今天留下了很多啟示 。

　　文/蔣碩杰(1918年－1993年)，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臺灣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被認為是發展中經濟的典范。臺灣是一個面積為3 9 0 0 平方公里的小島, 人口密度高, 自然資源并不豐饒。然而, 1952-1986年間,臺灣人口增長了2倍( 從1952年的813 萬增長到1986年的1946萬) , 而實際人均收入卻增長了7倍。臺灣的經濟發展為其他的發展中經濟提供了有益的重要借鑒。

　　（一）

　　臺灣經濟的重建和發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人留給臺灣的工業幾乎完全是向日本市場提供商品的( 即制糖和稻米加工)，或是為了滿足日本在軍事方面的需要，只有其他一些由小規模工廠組成的工業部門是提供當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

　　當時，臺灣要維持大量軍事力量,還迫切需要修復島上的經濟基礎設施，巨大的財政需求使得要達到平衡預算幾乎不可能。結果造成戰后初期通貨的迅速膨脹。

　　當時，臺灣經濟當局因信奉發展政策方面兩個流行的錯誤觀念而吃了苦頭。這兩個觀念當時在學術界中非常時髦，即：第一，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實現現代化的最好方式是采取高關壁壘或進口限制，從而提供一個保護性的國內市場，以扶持本國幼小工業的發展。第二，為了刺激投資，甚至在通貨膨脹率很高的情況下，也要維持較低的利息率，從而據說能保證為國內新的工業提供廉價的信貸供給。

　　不幸的是，這兩個政策主張都是有害無益的。堅持執行這種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今天的經濟實績都是非常落后的。臺灣在通貨膨脹情況下拋棄了低利率政策，把臺幣價值降低到真實水平，并取消了對進口的數量限制和保護性關稅，從而最早沖破了這種時髦的發展戰略。

　　在實行了這些改革措施之后30年內,臺灣經濟取得了高速度的發展。幾年以后，南朝鮮步臺灣之后塵，也取得了顯著的高增長。因此，聯系這些經驗來考察這一發展戰略是必要的。

　　（二）

　　我們首先考察這兩種流行政策的提倡者所主張的理論觀點，然后把這些理論同臺灣的實際發展經歷作一番比較分析。

　　站不住腳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論

　　贊同這一發展戰略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部門(原料、農業和采掘)不存在與發達國家工業部門競爭的機會。如果發展中國家要投資于這些工業部門，就必須為本國的幼小產業提供強大的保護。

　　這個以最簡單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觀點，完全否定了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比較優勢。這也許是由于把高估匯率時任何工業部門都顯然不存在絕對優勢，混同于任何工業部門都根本不存在比較優勢，而后者在邏輯上顯然是不可能的。

　　一種比較復雜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可出口產品的世界市場需求沒有彈性(即需求對價格的變動沒有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行匯率貶值，取消保護性關稅壁壘或取消進口的數量限制，將會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盡管出口也會有所增加，但該國的福利實際上會受到損失。這種觀點被稱之為“彈性悲觀主義” (elasticity pessimism )。

　　但是，事實證明，這種悲觀主義完全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這一假設被證明是如此荒謬，以致于最新潮的學術風氣又似乎轉變到另一個極端，認為一個小國的所有可交換商品都具有完全可變的世界需求。自然，這兩種觀點都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實際上信奉這種彈性悲觀主義假設的國家，肯定錯過了一次絕好的機會，即通過對其既有資源實行再配置和貿易的真實生產率，從而為經濟起飛提供強大的推動，臺灣和其他新興工業化的東亞國家都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

　　（三）

　　如前所述，臺灣起初奉行的是流行的發展戰略，即在國內通貨持續膨脹的同時，嚴重高估臺幣的價值，但通過嚴格的配額限制和高關稅壁壘來保持收支平衡。在這些政策下，臺灣能夠出口的商品僅僅只有幾宗傳統商品，即蔗糖、大米、波蘿以及其他零星產品，而這些產品主要是進入通過臺灣戰后的貿易關系(即對日本)而建立的市場。新的出口工業和新的出口市場尚未開拓。因此，實現工業化的努力被局限于為高度保護的國內市場生產廉價消費品的工業部門。因為50年代初期，國內消費者人均收入水平很低，進口替代工業的運作狀況，不可避免地大大低于充分利用現代技術所必需的水平。

　　因此，利用進口數量限制而大大高估國內通貨的價值，等于否定該國能從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專業化當中取得巨大利益，也否定了通過擴大市場(包括出口市場)使工業發展達到其運行的經濟規模的唯一機會。

　　1954年夏天，臺灣當局聘請我和已故的劉大中教授為經濟政策顧問。我們趁此機會說服政府采取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的政策，即把匯率降低到不需要嚴格的數量限制和高關稅壁壘即能夠保證貿易收支平衡的真實水平。

　　當時，一位有名望的部長告誡我們說，臺灣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對匯率幾乎沒有彈性。當時臺灣出口的兩類主要商品是蔗糖和大米，兩者約占50年代出口商品價值的80%。實際上,臺灣的蔗糖出口量足由國際蔗糖協定限定了的；該協定把每年的世界蔗糖市場劃分給參與協定的每個蔗糖生產國。大米專門是向日本出口，其數量和價格(按美元計算)每年都通過兩國間的直接談判來確定。嚴格地說，這些出口商品對匯率的需求彈性為零。因此，在這位部長看來，臺灣似乎是這樣一種發展中經濟的典型情況：只能生產幾種傳統的出口商品，而這些出口商品對世界市場需求完全沒有彈性。如果是這樣，匯率貶值就只能使貿易條件惡化，并推動進口品的內價格上漲，加劇國內的通貨膨脹。

　　然而，我們堅持認為，即使傳統的出口產品對國外需求沒有彈性，在臺灣存在著富足的廉價勞動供給的條件下，肯定有上百種其他產品可以生產。這些產品在那些勞動力相對匱乏，從而工資成本較高的國家是很容易找到銷路的,但前提是臺灣相對富余和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沒有因高估臺幣價值而人為地被掩蓋。

　　針對那種認為匯率貶值一定會推動國內通貨膨脹的觀點，我們指出，進口商品的國內市場價格，當其供給的數量受到限制時，并不是由它的產地成本來確定的，而是由國內有效需求的強度以及允許這些產品進入該國的數量來決定的。在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的條件下，并且假定臺灣所有可出口商品的國外需求在總體上說并不是無彈性的，那么，出口的收入將會增加，從而能夠增加進口的數量。另一方面，如果實行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以后，進口能夠與出口同步擴大，那么，貿易將會繼續保持平衡，匯率貶值也不會起用貨幣衡量的總有效需求的擴大。因此，認為實行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會提高所有進口品的價格是沒有道理的。

　　的確，只要進口商品的關稅高于所謂“適度關稅率”，毫無疑問會由于資源更有效的配置而增加實際收入。因而，如果在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中沒有草率地增加貨幣量，則價格總水平更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幸運的是，我們這些主張逐步得到了政府的認可。1958年4月，一位贊同我們的主張的部長出任匯率和貿易管理委員會(Foreign Exchange and Trade Control Commision)主席，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的原則終于被作為一種有意識的逐步實現的政策目標而采納。當月，基本匯率從15.55新臺幣( NT$ 1.55 ) 下降到NT $ 24.58(買入價)和NT$ 24.78(賣出價)。更重要的是，從此以后，出口商(除了蔗糖、大米和食鹽的出口廠商外)將得到外匯上繳證明書，代表其出口收入中應上繳臺灣銀行的數量。他們可以在市場上把這些證明書賣給進口廠商。進口廠商要從臺灣銀行購買外匯以支付產品進口時，必須出示這種證明書。同時，為了使外匯證明書市場需求準確地反映對進口商品的市場需求，大膽地解除了各種允許進口的商品(奢侈品例外) 的配額限制。一般來說，仍然保持了現存的進口物的高關稅，但是20%的國防附加費(通常根據進口產品的價值來核定)要接應付稅款來核定。這樣，外匯證明書的市場價格就在固定的基礎匯率的基礎上有一定幅度的變動，使由此而產生的實際匯率能夠在現有關稅制度下面走向均衡匯率，能夠根據供求條件的變化自動地調節。

　　這種實際匯率被逐漸應用于所有的進出口商品和大多數匯款或轉移支付。結果，復雜的多重匯率制度終趨統一。1959年8月，為了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則，臺灣銀行停止了把實際匯率分為基礎匯率和外匯證明書兩個部分的做法，并宣布從此以后美元對新臺幣的匯率1:38.98(買入價)和1:38.38(賣出價)，1960年下降到1:40.00，這一匯率一直延續到1973年,2月。

　　（四）

　　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政策對臺灣外貿的影晌的確是非常顯著的。盡管彈性悲觀主義者作出了悲觀的斷言，但是匯率貶值和1955年開始實行的出口退稅措施，確實把臺灣的對外貿易從1954年的低潮中恢復過來。但只是在60年代，把匯率同放松進口需求控制聯系起來之后，出口的發展才真正開始起飛。到1970年，臺灣出口的價值( 按美元計算) 增加到14.81億美元，而最低點的1954年僅為9300萬美元，16年間增長了15.9倍。60年代期間年平均增長21.7 個百分點。整個70年代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到1980年，臺灣出口商品價值達198.11億美元，是1954年的200多倍。70年代期間出口每年平均增長32. 6%。

　　實行貿易自由和更真實的匯率所推動的出口的迅速增長，使臺灣經濟能夠調整方向，更集中地發展那些能夠利用臺灣有較大優勢的資源稟賦的工業，避免受到資源約束的工業。這可以從臺灣的出口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的變化中反映出來。

　　1952年，農產品和加工農產品在臺灣的出口商品總價值中占91.9 %。到1970年，這兩類產品所占份額下降為21.4%；到1986年，它們在總出中所占比例僅僅為6.5%。相反，工業產品在出口中的份額則迅速上升，1952年僅為8.1%，1970年就上升到78.6 %，1986年更上升為93.5%。

　　以上事實表明，對于一個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種，總人口密度超過荷蘭的擁擠小島來說，其比較優勢顯然不在于農產品，而在于生產那些勞動力需求量相對較大，但對土地面積和資本的需求較步的產品。在發展的初期階段,紡織、服裝、鞋、雨傘、玩具以及其他一些輕工業產品最適合臺灣的資源稟賦。

　　（五）

　　繼續出口的農產品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先出口的產品需要大量土地，如大米、蔗糖等，而現在則趨向于出口那些非常勞動密集的、但相對節約土地的農產品，例如可在一個較小的空間內常年生長的蘑菇。

　　實行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以后，臺灣的出口顯著擴大。這是對戰后初期流行的彈性悲觀主義的有力駁斥。另一方面，臺灣經濟發展的經歷也沒有贊同后來為許多經濟學家所采納的假說，即一個小國的可交換商品對世界市場需求具有無限彈性。

　　臺灣的經歷表明，無論是彈性悲觀主義的舊論調，還是可交換商品具有無窮需求彈性的新假說，都沒有反映像臺灣這樣的小型經濟所面臨的真實狀況。雖然臺灣的出口在實行忙率貶值和貿易自由之后突飛猛進地發展，但對于每一件具體的出口商品來說，當它的出口量增長到對外國生產者產生威脅的水平時，往往會遇到數量限制。每宗產品的國外需求曲線將突然從近乎水平狀態的彈性曲線，向下轉折為彈性為零的垂直曲線。也就是說，當外國國內的競爭性生產者感到威脅時，他們就會要求本國政府對有關產品的進口施加數量限制(有時是在“自動限制”的婉辭下進行的)。

　　在類似的情況下，臺灣只有努力去開辟新的出口市場。但是在大多數場合，當過多的產品打進新的市場時，又會遇到同樣的數量限制。另一種選擇是開發新的出口產品，但最終仍臺遇到同樣的經歷。臺灣出口農產品和制造業產品的發展，乃是這一過程的最好說明。

　　如上所述，臺灣迅速增加的人口密度，使得出口大米的生產很快變得無利可圖。于是開始把蘑菇作為一種新的出口作物來生產，因為蘑菇能夠在較小的空間內生長，占地面積相對要小得多。這種新的作物很快發展成為大宗出口商品，出口價值每年超過100萬美元。但是，美國很快對臺灣向美國出口蘑菇施加所謂“自動限制”。于是，臺灣又在歐洲共同市場開辟了新的蘑菇出口市場，同時開發了一種新的出口作物：蘆筍。但是,蘆筍出來很快又重復了同樣的經歷，美國和歐洲共同市場象對待臺灣蘑菇出口那樣，開始對臺灣蘆筍出口施加數量限制。因此，臺灣必須不斷地去開發新的出口產品，開拓新的市場。

　　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工業制品的出口上。例如，臺灣的紡織品、鞋、雨傘、黑白電視機和彩色電視機等產品的出口，都相繼經歷了來自美國和西歐的限制。只有通過不斷地開發新的出口產品，不斷地開拓新的市場，臺灣才能使出口總量按如此顯著的高速度增長。因而，對于一個小型的發展中經濟來說，其可出口商品的世界需求既不象初期的彈性悲觀主義斷言的那樣沒有彈性，也不象現代教科書作者所斷言的那樣有無限彈性。這樣一種發展中經濟所面臨的總需求曲線在某一階段可能有較高的彈性，然后突然垂直向下轉折。但是，如果該國的企業家靈活機動，善于隨機應變的話，他們將很快開發新的出口產品，或為原產品開拓新的市場。對這些產品，需求曲線又會靠近水平方向延伸，并可能再次以垂直向下轉折而結束，如此等等。

　　（六）

　　對于臺灣來說，非常幸運的是具有大量有能力的企業家，但是必須強調指出，由真實匯率所提供的極大的刺激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真實匯率使出口廠商能夠獲得其出口收入的充分市場價值。而且，臺灣不帶偏見地對待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外國資本參與國內工業的態度，也使臺灣經濟受益非淺，因為外國投資者經常帶來新的產品設計和新市場營銷戰略。

　　出口構成的迅速變化和出口商品生產的相對重要性的迅速提高，自然帶回了臺灣經濟結構的相應變化。1951年，在臺灣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當中，農業產出所占份額為32.5%，而工業產出(包括采掘、制造、公用設施、建筑)的份額僅為23.7 %。1970 年，農業產的份額已經下降到15.5 %，而工業產出的份額上升到41.3%。這一趨勢持續于整個70年代。1985年，農產品的份額下降到僅6.0 %，而工業生產的份額進一步提高到49.7%。

　　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的權重向工業生產的轉移，對于人均實際收入和臺灣人民生活水平的穩定改善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因為在臺灣這樣一個擁擠的小島上，農業不可避免地要服從于無情的收益遞減法則。防止這一法則大規模地作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勞動力從農業生產轉移到工業生產中去，因為土地是農業生產的限制性要素，但不是工業生產的限制性要素。這種生產資源從農業生產到工業生產的重新配置，以及集中力量發展臺灣具加真正比較優勢的工業的能力，是臺灣之所以不僅能供養大量人口，而且能夠使真實人均收入水平提高7倍的基本原因。但是，只有通過使臺灣進入出口導向型發展過程的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這種資源的集中和重新配置才可能進行。

　　（七）

　　不顧資本短缺和通貨膨脹實行低利率政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通過對外貿易和專門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帶來了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的同時，必然引起國內人民增加儲蓄以實現經濟的起飛，即提高能使人均實際收入保持持續的自我增長的能力。

　　從長期來看，要維持人均實際收入水平的增長，除了因技術創新和貿易機會的改善而引起的超常繁榮之外，取決于單位勞動力擁有的生產性資本的增長。但是，生產性資本的增加必須靠儲蓄來融資。

　　發展中國家在致力于沖出貧困陷阱和爭取自我發展的能力時，面臨的主要困難就是要產生出足夠的儲蓄，作為資本設備投資的資金來源，從而使單位勞動擁有的生產性資本甚至在人口增長時也能夠不斷增加。正如W ·A·劉易斯教授指出的，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理解一個經濟共同體從5%的儲蓄率轉變到12%的儲蓄率的過程——以及與這種轉變相伴隨的觀念、制度和技術等方面的所有變化。

　　不幸的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貨幣理論方面流行的學術觀點包含著一種完全錯誤的政策，這種政策不是刺激而是抑制了公眾的儲蓄。在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貨幣政策，都是把利率結構壓到那些擁有豐富的資本供給和穩定的價格的發達國家的低水平上，錯誤地認為低利率政策是刺激實際投資，促進經濟發展以及避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所必須采取的政策。實際上，在面臨通貨膨脹和國內資本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這種政府強制的低利率政策引起了對銀行信貸的極大增長，從而推動了國內的通貨膨脹；而且還抑制了儲蓄向有組織的金融中介機構的流動，把私人投資引向不動產或其他非生產的渠道，從而降低了國內真實資本的形成。

　　早在1950年，在發展中的經濟中，臺灣或許是最早大膽拋棄經院式的低利率政策。當年年初的通貨膨脹率已經超過100%，臺灣把儲蓄存款利率提高到接近當時的通貨膨脹率。1950年3月，臺灣銀行實行了一項被稱為優惠利率存款(PreferentInterest Rate Deposits)的特別儲蓄存款制度，這項制度把儲蓄存款的名義利率提高到月息7.0%，這是前所未有過的高水平。按復利計算，年利率可高過125%。

　　這種高利率政策的確產生了極富刺激性的和成功的影響。1950年3月末，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共計為600萬元新臺幣，僅為臨時貨幣供給(現金+活期儲蓄)的1.7%；到六月末迅速上升到2800萬元，相當于貨幣供給的7.0 %。更為顯著的是通貨膨脹得到了迅速的抑制。在1950年第一季度中，臺灣的平均通貨膨脹率高達每月10.3%，到第二季度急劇下降到僅每月0.5%，從1950年5月份開始，物價實際上略有下降。

　　由于這種迅速成功的鼓勵，也由于擔心125%的年利率會危及物價的穩定，在7月份，政府大幅度下調利率，月利率降低為3.5 %，下調了一半，到10月份又下調到3.0 %。對于政府政策的這種突然轉向，公眾的反應是不再向銀行系統提供新的儲蓄，甚至開始擠兌。到當年12月底，總儲蓄存款下降到只有2600萬元新臺幣，僅為流動性貨幣供給的4.5 %。而且，物價在8月份又開始迅速上漲，到1951年2月，物價水平比剛剛宣布削減利率的1950年7月高出65%。

　　由于害怕通貨膨脹卷土重來，1951年3月26日，臺灣貨幣當局被迫將一月期存款的利率從月息3%提高到4.2 %(相當于年利率64 %)，公眾因此而得了充分的滿足。一年之后，儲蓄又快速地流進了銀行系統，到1952年3月底。儲蓄總額已達到2.71億元新臺幣。為臨時貨幣供給的31.2%，六個多月以后，儲蓄更提高到5.41億元，為臨時貨幣供給的56.4 %。物價也再次完全穩定下來。

　　打那以后，貨幣當局總是在認為出于穩定物價需要時，小心翼翼地逐步降低利率。但是，由于當時缺乏一個自由的貨幣市場，利率的下調只能根據貨幣當局對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的主觀感受來決定，他們常常過高地估計老百姓對價格穩定的信心和向銀行存款的意愿，從而經常過份草率地削減利率，并致使物價上漲。但是，當利率再次提高時，物價也會再次趨于穩定，銀行儲蓄存款又會恢復上升的勢頭。

　　有一個事件值得特別一提。在1972年和1973年，世界范圍內出現了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而對于臺灣來說則是很成功的兩年，積累了大量貿易順差，1972 年為4.74億美元，1973年為6.91億美元。因為吸收全部外匯盈余是中央銀行的義務，所以這兩年中，國內貨幣供給(現金加活期存款)分別增長38 %和49%，而公布的貨幣供給的計劃增長率為20%。結果，物價在長期的穩定之后開始上升。1972年物價上漲7.3%，1973年暴漲40.3 %。臺灣民眾記憶猶新的通貨膨脹的幽靈又重新出現。儲蓄存款的年增長率從1971年的40%下降到1973 的21.5 %。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儲蓄存款很可能出現負增長率。但是，貨幣當局作出反應，把一年期存款利率從8.75 %提高到973年7月份的9.50%，同年10月又提高到11%，1974年1月再次提高到15%，希望以此阻止存款增長率的下降趨勢。

　　這些努力最終被證明是成功的。在1974年間，儲蓄存款總額增加到431億元新臺幣，比上一年末增加37.6 %；而1973年僅僅增加200億元，增長率為21.5 %。其增長額相當于1974年貨幣總供給(M1)的50%，超出的這部分金額將要轉移支付出去，除非銀行把超出部分保留下來用于發放貸款和進行投資活動。因此，它被作為一個重要的反膨脹力量加入到1974年的巨額貿易赤字(8.9億美元，相當于309億元新臺幣)中去。當年的世界性衰退只是發生這種貿易赤字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政府有意識地制造的，政府放寬了對奢侈品(包括國外豪華汽車)進口的限制，鼓勵私人制造企業進口更多的材料和機器設備。這兩種強有力的反通貨膨脹力量，完全足以抑制貨幣供給的增長率，使這一增長率在1971年間下降到7%，通貨膨脹率在1974年間迅速下降至14.9%，到1975年，物價水平完全穩定下來。

　　臺灣的經歷反復地、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充分的儲蓄存款利率是吸引公眾在銀行系統自愿儲蓄的必不可少的誘導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反通貨膨脹工具。它結論性地證明，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理論家認為提高法定的受控制的低利率將刺激國內的通貨膨脹的觀點是錯誤的。

　　物價的相對穩定和頗具吸引力的儲蓄存款利率，使臺灣人民傳統的節儉習慣得以恢復和發揚。

　　另外的稅收措施也被用來鼓勵儲蓄和投資，例如，對儲蓄存款所得免征個人收入所得稅，對用于再投資的利潤免征公司收入稅，等等。這些誘導措旋引起了銀行自愿蓄的增加，為那些受到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刺激的國內投資者提供了必需的非通貨膨脹性的融資來源。這些非通貨膨脹性融資來源使得投資活動成為可能，從而帶動了1960年以來人均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和人均實際收入水平的增長。另一方面，實際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長，反過來又使得增加儲蓄更加容易，因為消費的增長慢于收入的增長是一個自然的趨勢。用這種方法，臺灣迅速地從一個儲蓄傾向極低的經濟轉變成為一個具有很高儲蓄傾向的經濟。

　　1952年，臺灣用于儲蓄的國民收入僅5.2%，而到1963年，儲蓄率已經上升到13.2 %，超過當年英國(9.8 %) 和美國(9.1%的同一比率。1972 年以來，臺灣的國民收入儲蓄率甚至開始超過日本，而日本的這一比率通常是世界上最高的。1978年，臺灣的儲蓄率高達35.2%，而當年日本為22.3%，英國為9.0%，美國8.9 %。

　　正是這種產生充分國內儲蓄的能力推動了臺灣經濟的起飛。如果把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的國家理解為：一個奮斗中的不發達國家(它僅僅只能設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至固人口的增長而下降，甚至需要外國援助才能做到)，轉變成一個能夠在人均實際收入方面很容易取得自力更生的迅速發展的國家，那么應該說臺灣是非常成功的。

　　實際生產能力的持續增長，要通過生產性資本的持續投入來實現，而持續的資本投入又需要由儲蓄提供融資來源。因此，如前所引，W ·A ·劉易斯曾經把12 %或者更高的儲蓄率看作是經濟發展成功的標志但是，更具體地說，經濟起飛的基本條件是，在人口增長的情況下，該國的國內儲蓄水平應該超過維持資本/勞動比率所需的水平，也就是說，來自國民生產凈值的儲蓄率應該超過資本/產出比率與人口增長率之乘積。

　　運用這一條件來看臺灣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是如何逐漸創造了經濟起飛條件的，如果說臺灣已經完成了這一起飛的話。在尚未實行匯率貶值和貿易自由政策之前，經濟起飛的條件還遠未滿足。但是，當貿易自由和隨之而來的出口擴大成為正常狀態，明智的利率政策恢復了臺灣人民傳統的節儉習慣之時，臺灣的儲蓄率激劇地上升。實現經濟起飛的基本條件所必需的國內儲蓄的不足也很快得到了補足。1963 年，國內的儲蓄傾向開始超過為保持一個不變的資本/勞動比率(在人口增長的情況下)所需要的投資。最初的超過額確實很小(1963年僅僅約3個百分點)，但從那以后，其超過額迅猛地增長，1964年為7.3個百分點，1965年為8.4，1966年為11. 5，等等。70 年代，臺灣的儲蓄傾向繼續快速上升，增長了20 %以上，最終高達35%。這意味著，即使沒有外國資本的支持，現在臺灣也有充分的能力實現人均實際收入持續的和令人滿意的增長率。

　　假定1963年為臺灣經濟起飛年，實際上在此之前，臺灣的資本形成極大地依賴外國援助和外國資本流入。直到1962年，這些外援外資在臺灣資本形成的資金來源中的比重不低于30%到50%。但是，從1963年以來，由于美國對臺援助迅速減步，到1965年完全終止，因而外國的資本流入和轉移支付也急劇下降。1963年經濟開始起飛，從此以后，國內儲蓄不僅成功地填補了因外國援助減少所形成的缺口，而且保持了國內資本形成的不斷增長。1975年以后，臺灣甚至成為資本輸出國。

　　臺灣的發展戰略還有一個附帶的有利影響，那就是：雖然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但收入分配并不是象西蒙·庫茨涅茲和其他權威學者所說的那樣必然變得更不均等，實際上得到了穩定地改善，直到1978年。考慮到許多有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實際上都認為，在增長與平等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種替代關系，對于臺灣經濟迅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改善同時并存這一事實， 已經花了一定功夫去解釋。

　　根據有利的事后認識，要解釋這種高速增長與收入均等的改善并存的現象并不困難，有些東西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很難觀察到的。主要的解釋取決于以下事實：臺灣過去的發展戰略的兩大支柱，在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勞動者的方向改善中發揮了作用。首先，貿易自由和出口推動政策， 引導大量的勞動力供給從土地密集型農業向那些臺灣明顯縣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工業轉移。這種勞動力供給從邊際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妲部門向迅速擴張的新興出口工業部門轉移，自然就意味著邊際勞動生產率從而實際工資率有較大幅度的凈增加。

　　其次，在臺灣拋棄人為的、政府強制的低利率政策，使臺灣避免了選擇過度資本密集和勞動節約的生產方法或使用這種生產方法的工業。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由于誤以為資本價廉，由于強考慮國家的威信，因而往往采取上述生產方法。這種謬誤的，然而非常流行的低利率政策，傾向于大大減少工人數量；而在可投資資金數量既定的條件下，這些工人是能夠被吸收到生產眭就業崗位上去的。這樣，大量勞動力被留在傳統的、低生產率的工作崗位上。此外，如上所進，這種低利率政策還阻礙了儲蓄向金融機構的流入，從而減少了可用于投資的非通貨膨脹的投資資金的供給。臺灣避免了這種共同的錯誤，在不斷擴大的出口工業中為工人提供了迅速增加的新的就業機會，這叉使得勞動人口的實際收入迅速地提高。

　　最后，如果說從臺灣的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均等并存的經歷中可以總結出什么經驗的話，那就是臺灣正確地拋棄了戰后發展理論中的一些時髦觀點；這些觀點在支配和控制方面提出了一些小聰明決竅，作為加速經濟發展的辦法。戰后至今的時期已經夠長了，足以讓我們對下面兩種截然相反的發展戰略的結果進行比較。第一種戰略是以前的時髦政策，即運用數量限制和關稅壁壘來保證為進口替代的工業提供保護性的國內市場，并通過對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嚴格控制來維持低利率。第二種發展戰略是與此相反的政策，即實行貿易自由，用均衡匯率推動出口；實行市場利率，以保證自愿儲蓄的最大化和可得資本貸金的有效配置。哪種選擇更加為明智， 臺灣經濟發展的成功看來已對此怍出了足夠明確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