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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頭攢動的創業咖啡廳里，耶魯大學醫學院金發碧眼的卡茨博士正侃侃而談。這位“Gene-in-Cell”團隊的負責人希望將人類的身體免疫系統“變為一支軍隊”，而科學家們則是這支軍隊的“將軍”，擊潰白血病和一系列免疫系統疾病。這里并不是硅谷，而是在青島舉行的中美創客論壇暨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現場。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新青年帶來了各種“黑科技”。有清華大學的男生開發應用，為愛好者召集球友；也有來自華盛頓的留美博士，用3D打印解決口腔醫療問題。

　　“中美創新創業合作既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紐帶。影響創新創業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核心、最關鍵的是人的因素。”山東大學校長張榮說，“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從某種意義上講，推動創新發展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推進創新，必須充分調動和激發人的創新創業基因。”

　　這些年輕人的交流，正在為兩國創新帶來變化。

　　尚年輕的中國創新生態圈

　　“硅谷的團隊往往會比北京的團隊更專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歸高技術創業者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坦承。這與技術能力無關，也并非所獲支持不夠，實際上，常常是過于熱情的關注導致的。

　　他在中國創業的朋友們取得階段性的成績后，立刻成為宣傳模范，每隔幾周就要接受各種來頭的參觀與接見。他們握手、交談、介紹經驗，科研計劃不得不被打亂。

　　在他眼中，這尷尬的背后，是一個尚年輕的中國創新生態圈。資本難免浮躁，恨不得資金下去半年就有回報，而科技創業卻往往需要面臨漫長的研發階段。創新創業團隊在資源上過于依賴政府，因而缺少發言權。政府保姆式地支持，缺乏科技創業孵化的經驗，又難擺脫宣傳任務。

　　芝加哥大學創新中心主任John Flavin打開一張ppt，圖片上，五顏六色的圓圈交互連接，圓圈上標著“大學”“企業”“社會”“政府”，他們各司其職，創新就此發生。高校輸送人才，生產點子，而市場則引導創新生產。

　　“孵化器也好，政府也好，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Flavin給記者解釋芝加哥創業生態經驗時說：“有什么措施，有什么標準判斷，都要在規章里寫清楚；有什么決策，也要及時公布出來。”

　　不僅機構，創業者也需要透明度，這也是國內創業者常常忽視的。

　　“不了解情況，美國投資人也著急啊。”卡茨博士聳聳肩。生物醫療的研發要經歷基礎理論研究，生物實驗和臨床試驗，往往要以幾十年計，這也是為了保證安全和效果必須付出的代價。面對投資方，他們的團隊不怎么談情懷，而是以醫學生絕對理性的方式溝通。

　　團隊將一個宏大的遠期目標分解成無數的短期小目標，及時地與投資人溝通。這樣，他們即使還沒看到自己的錢回來，知道每一步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也可以安心。

　　在這樣年輕的圈子里，國內外創業者的心態也多有差別。

　　令來自華盛頓的創業青年白博士感到激動的是，國內的雙創大潮高漲，創業項目層出不窮。但他也注意到，這些項目中的大多數只是在已有技術的基礎上稍微跳高一點點，創新一點點，少有平臺式的創新。

　　卡茨博士所做的，就是“平臺式”的創新。他們所專注的T細胞療法，專注的不只是DNA，而是RNA的結構。目前，他們僅僅以一項疾病為靶。一旦技術成熟，更多的科學家和醫生可以在此基礎上，參照已有的規律，調動免疫系統的大軍，向各類免疫類絕癥發起進攻。

　　盡管研發曠日持久，但這位醫學博士非常自豪。每一天，團隊都冒出新點子。他們甚至想到：如果標注細胞加以消滅可以攻克絕癥，那么標注細胞后進行復制，是不是可以治療先天性貧血呢？這些點子大多因為成本和精力不足而被放棄，靜靜地沉睡著，等待著合適的未來。

　　“我們在做創新的創新。”他笑笑說。

　　硅谷、青島、芝加哥，創新不以地域區分

　　中國的創新需要國外經驗，而國際創新也不能缺少中國的存在。

　　“我們需要中國。”卡茨博士說。在他眼中，這個不算成熟的圈子，潛藏著巨大的能量。

　　他來到青島，為將要進行的臨床研究尋求合作醫院。這種致力于消滅人類病痛的新療法，在追求安全與療效的道路上，不能僅僅有美國的案例。而另一方面，中國與世界上的任何一片國土一樣，同樣需要創新成果。

　　事實上，中國已經擁有了幾支研究T細胞療法的團隊，有的來自清華大學等本土高校，也有的來自大洋彼岸。卡茨并不把他們當成競爭對手，而是看作一起開拓新邊界的伙伴。

　　目前，卡茨的項目在中國和美國都設立了實驗室，在美國主要專注于前沿開發，在中國主要專注深入實驗。在他眼中，中美在科研環境方面的差異，遠遠不如高校與市場之間的差異大。

　　中美面臨同樣的問題。據山東大學副校長胡金焱介紹，這所研究性大學每年能誕生150項專利技術，但“真正能夠轉化成生產力，能夠變成產業落地的非常少，可能5%都不到”。他覺得，原因有兩個：一是研究轉化為市場應用需要一個過程，很多懂技術的并不懂市場；二是高校很難鎖定社會層面的需求。

　　耶魯大學的知識成果轉換由專門機構OCR負責，連接起高校技術與市場之間的橋梁。為還未走向市場的技術估值是一項麻煩事，和很多中國同行一樣，卡茨需要與OCR不斷談判探討，希望能為自己的技術多爭取一些分量。而他自己，則努力地適應從一個科研工作者到一個項目負責人的轉化。

　　“到哪里，都需要認識關鍵的人物，為你的項目打開一扇門。”卡茨笑言，“中國和美國沒什么不同。”

　　除了金發碧眼的新面孔，也有為夢回來的游子。Mancala生物科技的創始人陳思十幾歲隨父母移居北歐。這個地方顯得太閑適和穩定了，裝不下他一直以來的創業夢。這個成績優異的博士毫不猶豫遠赴硅谷，在加州伯克利大學工作。在那里，他找到期待已久的熱情。一次回國之旅，他感受到了同樣的節奏。

　　陳思希望能解決故土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他的機會。在北歐，社保資源健全，人們多擁有家庭醫生，大醫院也不會人滿為患。他的項目是一種醫學測量儀器。他希望能在中國的小醫院和診所中推廣這種儀器，以此來緩解涌向大醫院的就醫壓力，進一步緩解醫患矛盾。

　　“我現在每天睡4個小時，我周圍的人也是。”他哈哈一笑，“創業嘛！”

　　在美國喬治城大學的華裔教授Shuigen Xiao看來，美國的西海岸創業中心非常獨特的一點是“旋轉門”政策。

　　這扇門開在大公司與初創公司之間，員工看到機會，可以通過這扇門離職創建自己的公司。如果失敗，大公司依然非常歡迎他們，認為這些嘗試過的人吸取了經驗教訓，對公司來說是寶貴的財富。他們依然可以通過這扇門回到公司里。

　　如今，這并不是僅限于美國的現象。海爾集團輪值總裁周云杰發現，這幾年，企業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小圈子。小微公司雨后春筍般地冒出來，員工由雇傭下的執行人，變成直接面向市場創新的合伙人。不斷有人退出，也不斷有新鮮血液加入進來。

　　海爾電器集團察覺到一個痛點：孕婦坐著看電視不舒服，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則好受許多。來自全球各地的人針對這個需求提出了解決方案，最終，一個來自美國硅谷的創業者想出了投影的點子。海爾集團在世界范圍內征集了制造資源方和采購供應商方。

　　一個無邊界的團隊被建立起來。2015年，這家小微公司眾籌1500萬元，今年剛剛談完了第二輪的融資，大概估值在2.5億元。

　　有嘉賓表示，創新的體制很難說到底是中國好還是美國好。

　　生態圈的交融，是人的交融

　　在胡金焱看來，中美兩國將面對共同的問題，也從彼此獲得寶貴的經驗。創新領域的國際交流不僅將帶來經驗的交換，更重要的是人的交流。

　　山東大學正在建成以工程訓練中心為基礎的實習實訓功能區，覆蓋全校所有學生。而“工程師文化”也是硅谷創業文化的核心。

　　而英國萊斯大學也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校長David Leebron意識到：教育應該采用更多新的方式，單純把知識告訴學生的話學生容易忘記，但是如果參與進來的話學生會記得更清楚。而參與，可以讓學生對問題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我們需要創業英雄啊。” John Flavin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在這個層面上，美國創業文化是可以復制的。中國青年，照樣可以被喬布斯和扎克伯格的故事激勵，走出自己的道路。

　　而屬于兩國青年的時代已經到來。在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長、馭勢科技聯合創始人吳甘沙眼中，“變革的力量”正在不斷積累，“新能源化、智能化、網聯化、出行多樣化、共享化”……“萬類霜天競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