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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亞萍在英國留學時的資料圖片
如果亞運會、世乒賽和奧運會的冠軍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滿貫，那么清華獲得學士學位、諾丁漢大學碩士畢業和取得劍橋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項大滿貫。 ——鄧亞萍
1997年退役進入清華大學，2001年拿下學士學位，同年9月進入英國諾丁漢大學，2002年12月12日，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鄧亞萍用求學路上一路奮斗的故事講述了一個世界冠軍求學的懸梁歲月……
清華：從寫26個英文字母開始
“臨近退役時，我便開始設計自己將來的路，有人認為運動員只能在自己熟悉的運動項目中繼續工作，而我就是要證明：運動員不僅能夠打好比賽，同時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當運動員了，我的新起點也就開始了。”鄧亞萍說。
“1996年底，我被薩老提名為國際奧委會運動委員會委員。我明白，這既是國際奧委會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嚴峻的挑戰。奧委會的辦公語言是英語和法語。然而，這時我的英語基礎幾乎是零，法語也是一竅不通。面對如此重要的工作崗位和自己外語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結束后，鄧亞萍以英語專業本科生的身份初進清華時，她的英文幾乎是一張白紙，既沒有英文的底子，更別說有口語交流的能力。
“懷著興奮而又忐忑的心情邁進清華大學。老師想看看我的水平——你寫出26個英文字母看看。我費了一陣心思總算寫了出來，看著一會兒大寫、一會兒小寫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師，就這個樣子了。但請老師放心，我一定努力！”
“上課時老師的講述對我而言無異于天書，我只能盡力一字不漏地聽著、記著，回到宿舍，再一點點翻字典，一點點硬啃硬記。我給自己制定了學習計劃：一切從零開始，堅持三個第一—從課本第一頁學起，從第一個字母、第一個單詞背起；一天必須保證14個小時的學習時間，每天5點準時起床，讀音標、背單詞、練聽力，直到正式上課；晚上整理講義，溫習功課，直到深夜12點。”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學習，鄧亞萍幾乎完全取消了與朋友的聚會及無關緊要的社會活動，就連給父母打電話的次數也大大減少。為了提高自己的聽力和會話能力，她除了定期光顧語音室，還買來多功能復讀機。由于總是一邊聽磁帶，一邊跟著讀。同學們總是跟她開玩笑：“亞萍，你成天讀個不停，當心嘴唇磨出繭子呀！”“但我相信：沒有超人的付出，就不會有超人的成績。這也是我多年闖蕩賽場的切身體驗。”
學習是緊張的，每天的課程都排得滿滿的。除學習之外，鄧亞萍每周還要三次往返幾十里路到國家隊訓練基地進行訓練，疲勞程度可想而知。
“每天清晨起床時，我都會發現枕頭上有許多頭發，梳頭的時候也會有不少頭發脫落下來。對此我并不太在意，倒是教練和隊友見到我十分驚訝：‘小鄧，你怎么了？’我說：‘沒什么，可能是學習的用腦和打球的用腦不一樣吧。’”
“雖然都是一個‘苦’字，但此時的我卻有不一樣的感受：以前當運動員，訓練累得實在動不了，只要一聽到加油聲，一咬牙，挺過來了；遇到了難題、關坎，教練一點撥，通了；比賽遇到困難，觀眾一陣吼聲，勁頭上來了，轉危為安。但讀書呢，常常要一個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種清苦、孤獨是另一種折磨，沒意志、沒恒心是堅持不下去的。”
為了更快地掌握英語，幾位英語老師建議鄧亞萍到國外去學習一段時間，在他們的熱心幫助下，經清華大學和國家體育總局批準，1998年初，剛在清華讀了幾個月的鄧亞萍作為交換生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突擊英語。
劍橋：每天凌晨5點起床攻讀
1998年2月26日鄧亞萍懷著復雜的心情，飛向劍橋。對她來說，這自然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但卻又是一個艱難的起步。
“第二天就是開學上課的日子，全班一共9個同學，教室不大，9張課桌椅向著黑板，擺成半圓形。老師先讓大家做自我介紹。接下來給每人發了兩張講義就開始講課，課堂上沒什么紀律，講解方式也很隨意，老師一邊講課，同學們一邊七嘴八舌地搶著回答問題。我在云山霧罩中上完了課。四五個星期過去了，每天十五、六個小時的付出，但收效并不大，英語水平的提高也不顯著。作為一個插班生要趕上其他同學困難太大。加上沒有教材，每次上課才能拿到老師發的講義，這種教學方法也很難讓我適應。”
“生活的環境也不盡如人意。到英國留學的留學生，多數都是住在學校所安排的英國人家里，我也不例外。本想住在英國人家里，一來可以更多地了解英國的風俗民情，二來可以有更多的英語會話機會。但是我所居住的這個女房東家，距學校太遠，而且房費伙食費很高，每月除了要交200多英鎊房租，還要交100多英鎊飯費，兩項合起來每月的支出約合人民幣將近5000元。對于自費到英國上學的我來說，惜金和惜時同樣重要。”
“記得當我頭一次穿著防雨運動衣，騎著自行車到學校時，許多同學見了都大為不解：怎么世界冠軍還騎自行車來上學？是啊，世界冠軍也是凡人，我的所有，是我用汗水換來的，它來之不易，我必須十分珍惜它。學習和生活上的困難困擾著我，我急切盼望能改變這種狀況。”
“剛到英國不久，我想往家寄點錢，然而到郵局拿了單子，卻不知如何填寫，郵局的人在單子上指指點點，我卻一臉茫然，我站在郵局前，兩眼發呆，我能怎么辦？問誰去？問了，自己還是聽不懂，最后，只好悻悻而歸。”
“開學前，為了讓我熟悉一下環境，房東開車送我去學校轉了一圈。第二天人家不送了，我雖然買了輛自行車，卻找不到上學的路了，七拐八拐，趕到學校已經上課了。一向守時的我成了遲到生。我急得迸出幾個單詞解釋，然而解釋不明白，那滋味，那窘迫，現在都忘不了！”
鄧亞萍就讀的紐漢姆學院是隸屬劍橋大學的一所小學院，類似于國內的語言進修學院。這里的學生主要以外國留學生為主，而鄧亞萍是唯一來自中國內地的留學生。
“剛到劍橋的那段時間，我雖然比較刻苦，效果卻不明顯。我知道，這是因為自己的語言基礎還相當薄弱，要想在劍橋這個精英云集的學府里站得住、學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學問與體育訓練一樣，沒有任何捷徑可尋，更不會有天上掉餡餅的美事兒，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為了趕功課，鄧亞萍起早貪黑，每天只睡幾小時。
“開始的一兩個月之內，根本聽不懂老師在上面講什么，我把老師所有寫在黑板上的東西照抄一遍。回到家里以后，自己再翻字典，再看。每天的生活比較單調，上課時間是四個半小時。下了課還有很多作業，吃飯對我來說好像都很費事，中午休息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我一般都不回宿舍，就是吃上午帶去的三明治，然后看一會兒書。晚上經常吃的東西就是自己做的方便面條加青菜、西紅柿和雞蛋。幾乎每天都要學習到12點才能睡覺。”
雖然基礎比其他同學差，她總是不甘心，想超過別人。這種好勝的心理后來才慢慢開始轉變：“畢竟基礎不同，從運動員到學生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學習上升也要有個過程。”
回到清華，鄧亞萍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國球的歷史及發展》。從開題報告、到第一次提交論文、以至論文的最終修訂，鄧亞萍不僅每一項都達到標準，而且步步提前，趕在時間表前完成。
“我終于戴上了學士帽，在畢業典禮上，我用流利的英語向老師致詞。”
諾丁漢：一看她學習的勁頭就知道她是世界冠軍
2001年9月，鄧亞萍從清華走進英國諾丁漢大學攻讀碩士。“原本更喜歡劍橋，那里風景可人，令我心醉。可我還是投奔了諾丁漢大學，因為諾丁漢大學有全英國最棒的外語系。”
“導師對我不太了解，似乎有些不放心，擔心一個運動員能否完成學業。我懇切地對導師說：我可能比您的其他學生基礎要差，請你多費心了，別人能聽懂的課程，我可能要兩次甚至多次，別人需要一年，我可能需要一年半甚至兩年。但不管費多少力、多長時間，我都要把學業拿下來！我是那種很要強，性子也很犟的人，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在英國，修碩士有兩種辦法。一種是類似于應試教育。就是上一門課考一門，直到通過所有課程；另外一種是跟導師做課題研究，研究結束后做論文，如果論文通過就可以畢業，我采取的是第二種辦法。比語言更難的是這里的學習方式，和國內真是大不一樣。我有自己的導師，但并不經常見面。往往是他給我提供一個閱讀書目清單，我自己到圖書館或大學找書，然后閱讀。有了問題才和他預約見面、答疑。開始時，我很不習慣這種方式。而且我修的方向是‘中國當代研究’，一個似乎和體育無關的冷門專業，即便圖書館里也不一定有相關材料。這樣，我就必須在不同的圖書館和大學里去找。不過，現在看來，這也是我在國外學習的重要收獲之一。新的學習方式讓我學會了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下找到實現目標的辦法。”
“打球的時候，視力兩眼都是1.5，上學以后下降得很快，現在有一只眼已經0.6了。學習和打球相比完全是兩碼事，睡眠不足，上課總是犯困，眼睛睜不開，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兒把眼皮撐起來。可對面坐著的是老師，你又不可能睡覺，更不可能溜號。剛開始時這種感覺特別明顯，后來慢慢適應了這種生活，知道該怎樣安排好作息，找到一些規律。”
“我的研究課題是《從小腳女人到奧運冠軍》，例子用的就是中國女子乒乓球隊。為了研究這個課題，我閱讀了一些對中國女運動員的研究材料，大部分是外國人寫的。這些外國人并沒有真正了解中國女運動員的生活和成長經歷，因此他們的研究并不到位。我希望能夠從我開始，有人真正關注中國婦女和中國女運動員的研究。我也希望通過在國外學習，在工作中便可以盡量避免由于東西方文化差異而引起的誤會，以便更好地介紹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而在國際體育界，能讓人理解你的見解，接納你的主張并非易事。”
學習上的她拿出打球時的勁頭。按說老師安排的課程已經呈飽和狀，每周天天有課，周末的作業也不輕松，做罷作業還要準備下一周的課，周而復始。可她還是覺得“吸收”得不夠。
也難怪，她心里真的是著急。鄧亞萍剛撂下球拍兒，就成了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一位年輕的委員，她恨不得赴會時能立馬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于是，這位乒乓球世界冠軍心底悄悄萌生著愿望早一點進入高級班，明年向Master（碩士學位）進軍。
在諾丁漢大學上課的過程中，鄧亞萍總是抓住一切機會搶著發言。老師用開玩笑說從她學習的勁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個世界冠軍。“下了課，我必須匆匆趕到另一個老師那里去做個別輔導，這是學校針對每個學生在學習中遇到的問題不同而特別安排的單獨輔導時間。每次出去開會之前，我的老師都會幫助我準備發言材料，糾正我的語音語調和演講的方式方法。另外學校還專門為我開了一門課，教我如何用英語進行采訪。在學校我過著典型的大學生三點一線式生活，和校園里那些普通的女孩子沒有什么區別。”
“這個碩士學位我非拿不可，而且一定要在國外的大學里拿到。”那樣的話，在中國的奧運會冠軍當中，她可能又拿了一項第一。作為諾丁漢大學的一名學生，鄧亞萍每天的時間表比較緊。“除了上語言系的課，還要上英語系的課。下了課還有很多作業，中午休息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
“過語言關對我來說還有著另外的意義。當時我是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同時還負責國際乒聯的一個項目，如果你沒有辦法跟別人交流，那么一切都是零。同時還有一個公眾形象，就是說我畢竟代表著中國，同時代表著中國運動員，所以精神風貌是很重要的。”
一年后，鄧亞萍面對嚴格的考官，用英語宣讀了3萬5千字的論文——《從小腳女人到奧運冠軍》。以翔實生動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論點論述了中國婦女及中國婦女體育的巨大發展和變化。臨場考官的一致結論是：無條件一次通過！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獲得碩士學位。薩馬蘭奇先生稱贊她“擁有了打開世界大門的鑰匙”。
至此，從1997年進入清華大學起，鄧亞萍已在校園度過了近六個春秋，并將自己當年的小學“學歷”變為研究生學歷。鄧亞萍坦言，從運動員到學生，尤其是一個留學生，她付出的努力并不亞于打球。“從對英語一竅不通到熟練地用英語與教授交流，從人生地不熟到朋友遍英國，從開始時的迷茫到后來的迎接挑戰，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但海外生活為我打開了一扇門，讓我真正了解了世界。”
其間，她還作為北京申奧成員，赴莫斯科為北京贏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作了貢獻。
2001年7月13日，鄧亞萍用流利的英語向國際奧委會委員呼吁：請給中國運動員一個機會，讓我們做一次奧運會的東道主！
再回劍橋：學習、緊張工作與速凍餃子
知識，沒有止境。2002年，她如同一個長跑運動員，又站在新的起跑線上，開始新的拼搏——滿懷信心地攻讀劍橋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2008奧運會對當代中國的影響”，鄧亞萍的“中國研究”又得以繼續下去了。
2003年2月24日，正在劍橋攻讀博士的鄧亞萍又回來了，在北京奧組委，新的忙碌又開始了。“我在劍橋的導師彼德·紐倫是一位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已經研究中國經濟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奧運會對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會有極高的經濟研究價值，他認為我回國，不僅能為祖國服務，也能為論文收集第一手珍貴材料，因此，他特批我回國邊工作，邊學習。未來的工作很艱苦，但這是非常好的機會。”
2004年的春節假期，她為了趕寫劍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放棄了與親人的團聚，買來一堆速凍餃子，每天的水餃餐伴她度過了假日。
“有人可能覺得我這是自討苦吃，甚至有人說你的榮譽多得一大把，不攻讀什么學位，后半生照樣可以過得不錯，即使讀學位也不必那么辛苦，甚至不妨找個‘槍手’代筆寫論文。但我讀書上大學可不是為了‘鍍金’，我上學只是要圓自己的讀書之夢。我從自己與外國朋友交往中深切感受到知識缺乏、交流不暢。盡管基礎差，我不想投機取巧走捷徑，更不要說我就讀的清華、劍橋等國際知名大學治學嚴謹，容不得弄虛作假！”
餃子可以速凍，人才卻難以速成。鄧亞萍學業上的成功與打乒乓球的輝煌，其實并非得益于她具備多大的天賦。恰恰相反，無論學業還是打球，她都是在先天條件不大有利的情況下，靠堅忍不拔的毅力，靠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在人生道路上不斷奪取新的金牌。
“我現在依然是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體育與環境委員會和改革委員會三個委員。特別是運動員委員會，委員都是很有名的奧運會冠軍，都有自己代表的權益，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唯一的亞洲委員，因此我不僅代表中國，而且還是亞洲的代表，有責任為亞洲和第三世界國家運動員爭取權益。”在鄧亞萍的努力下，運動員委員會已經向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提出在推舉奧委會委員時必須有一名（共8人）亞洲委員的建議。
而她在劍橋的博士學業也已經到了第二年，談到學業，鄧亞萍說：“難啊，真是太難了，感覺壓力很大。一天到晚就是繃著，所以感覺特別辛苦。但我要感謝當學生的這段經歷，因為它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找到了自己新的價值。如果亞運會、世乒賽和奧運會的冠軍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滿貫，那么在清華獲得學士學位、諾丁漢大學碩士畢業和取得劍橋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項大滿貫。”
拼搏、拼搏、再拼搏！無論是做運動員還是做學生，鄧亞萍對自己的要求都幾近苛刻：“必須做好，我沒有理由做不好！”這就是一份自信！
（文章來源：《大學生》雜志 作者：趙迎新）
編輯：輕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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