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
作者: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周震
中國共產黨歷來注重從嚴治黨,曾經多次集中開展過以整頓黨風為主要任務的工作或運動。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次年1月,中紀委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中紀委成立之后,迅速針對當時黨風建設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開展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極少數(shù)干部的素質與偉大的事業(yè)并不相稱,黨風建設方面存在不少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后,雖然我們黨也注意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但是隨著1957年之后路線、方針、政策的偏差,黨風建設工作出現(xiàn)了偏差。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各領域改革工作隨之啟動。但與此同時,受某些因素影響,極少數(shù)干部的素質與偉大的事業(yè)并不相稱,黨風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
一是干部特殊化問題比較突出。黨的干部永遠是勞動人民中的普通一員。但在改革開放初期,某些干部鉆黨紀國法不健全的空子,在住房、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等方面搞特殊化,引起群眾不滿。除在住房、就業(yè)方面享受某些特權外,少數(shù)干部還以試看、試聽、試用為名,以廉價或根本不需要代價的方式取得在當時來說非常稀缺的商品。據南京市幾個工廠的統(tǒng)計,“近年來送中央部和省有關領導的電視機24臺,自行車14輛,手表2000多只。據反映,省經委、輕工業(yè)局的有些負責同志家里的‘試用’產品相當豐富,有的總計達數(shù)千元。”這在當時不僅嚴重破壞黨紀黨風,還給生產企業(yè)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二是外事活動中違規(guī)違紀現(xiàn)象嚴重。“文革”結束后,緊閉的國門逐步打開,不少干部得以出國考察。僅從1978年1月至11月底,經香港出國和去港考察的人員就達529批,共3213人。與此同時,不少外國友人和商人也來中國訪問和洽談商業(yè)項目。應當肯定,絕大多數(shù)出國、出境考察的干部和外事接待部門的干部能夠遵守外事紀律,自覺維護國家尊嚴,克己奉公,勤儉節(jié)約。但是,仍有極少數(shù)干部違反外事紀律。有的違規(guī)收取和索要外賓禮品,有的接待外方時鋪張浪費,有的強迫華僑華人捐獻。
三是干部大吃大喝現(xiàn)象有所抬頭。粉碎“四人幫”之后,國民經濟逐步從崩潰的邊緣恢復過來,但總體上看,整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都比較低。然而據新華社報道,1979年9月8日到26日,西安、蘭州兩市進行衛(wèi)生聯(lián)合檢查。他們搞形式,比闊氣,大吃大喝,鋪張浪費,游山玩水,到處參觀,干擾基層工作,引起群眾極大的不滿。群眾曾寫信給國務院和《人民日報》,要求停止這種勞民傷財?shù)幕ハ鄼z查。
改革開放初期黨風建設出現(xiàn)的上述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原因,也有歷史原因,還有經濟原因。
中紀委沒有走以前大搞政治運動的老路,而是開辟了一條新路,確立了新的原則
為切實恢復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中紀委采取各種措施,以消除不正之風。在這一過程中,中紀委沒有走以前大搞政治運動的老路,而是開辟了一條新路,確立了新的原則:預防為主,教育為主,先立法,后教育,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zhí)法必嚴,既堅決,又穩(wěn)妥地進行。
首先,從制度入手,加強制度建設。制度建設是根本的建設,是整頓黨風最根本和長遠的措施。中紀委在一年之內起草了諸多有影響的文件,如《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guī)定》等。其中,《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79年下發(fā)全黨討論,于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準則》特別提出了反對領導干部特殊化問題,并提出了反對搞特殊化的具體領域及懲辦措施。《準則》下發(fā)之后,不少領導干部對照《準則》,對他們利用職權安排子女、擴大住房、爭要小汽車等不良作風,作了自我批評。安徽有位市委副書記,已經68歲,參加《準則》學習活動之后,對自己要求更嚴,比如到合肥開會,來回都坐普通客車,即使外出治病,也坐公共汽車,不再像此前一樣輕易坐小汽車。
其次,發(fā)布通告或通報,有針對性地揭露有錯誤傾向的問題。1979年,中紀委多次就領導干部特殊化問題、華僑華人捐贈時遇到的困難等發(fā)布通告或通報。例如,中紀委于1979年7月3日發(fā)出了《關于不準干擾大學畢業(yè)生分配工作的通報》,對某些領導干部利用權力安排自己子女、親屬工作的行為進行了幾乎是實名通報,其嚴厲程度可想而知。由于中紀委在《通報》里點了某國家部委的名,該部在很短時間內即進行了整改。針對干部大吃大喝的情況,中紀委于8月31日發(fā)出了《關于嚴防干部侵占農村社員勞動所得用來大吃大喝、請客送禮的不正之風的通知》。各地紀委組織大都轉發(fā)了這一通知。據一些省、市、自治區(qū)部門反映,農村中此前的大吃大喝風得到了初步遏制,呈現(xiàn)“三少”態(tài)勢:干部下基層吃喝少了;請客送禮少了;干部到基層要的東西少了。
最后,表揚先進典型,樹立正確榜樣。中紀委在整頓黨風時,充分利用了樹立典型榜樣這一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七機部“華豐”工業(yè)公司計算機技術貿易考察團為例,他們一行13人,對英國、法國、荷蘭、丹麥四國進行了為期66天的考察,但是代表團的花費卻只有國家標準的61%,共節(jié)余15000多英鎊、24000多法郎、9000多荷蘭盾、27000多丹麥克朗。中紀委在表揚文章中對代表團如何節(jié)約外匯作了詳細說明,如住宿方面盡量住使館招待所或中等旅館;盡量節(jié)約伙食費;盡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經常在外事活動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等。通過榜樣案例,讓廣大黨員干部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該向什么人學習。
中紀委在1979年所作出的許多制度規(guī)定和通告給我們以深深的啟示
黨風問題,歸根到底是處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階段,中紀委即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對某些不正之風進行了糾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從而保證了改革開放事業(yè)的航向。
中紀委在1979年所作出的許多制度規(guī)定和通告,給我們以深深的啟示:一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依然是必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而且抓任務要久久為功,堅持不懈;二是要加強政治建設,并將制度建設貫穿始終,進一步嚴明黨的紀律,以扎緊制度的籠子來規(guī)范各級領導干部的作為;三是堅決落實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jiān)督責任,深化紀檢監(jiān)察體制改革,實現(xiàn)對所有公職人員的全天候監(jiān)督;四是進一步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從而使干部做到“不想腐”。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黨風政風為之好轉,但是中央對此有清醒的判斷,多次指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相較于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現(xiàn)在的黨中央、中央紀委及各級紀委懲治消極腐敗現(xiàn)象的手段更多,經驗更豐富,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