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銷售員、網約車司機…放假了,這個老師去打工
放假了,這個老師去打工
四季輪轉,胡永超的身份跟著轉。
夏天到來,他是餐廳服務員、電話銷售員、網約車司機……暑假結束,他變回胡老師。
在江西鄱陽縣的一個村子,25歲的胡永超是一名鄉村教師,教中小學生。每到暑假,他就去大城市打工。教師月收入2700多元,加上績效獎金、補貼、住房公積金,年收入近6萬元。
胡永超想賺更多錢,打了3年暑假工,掙到近2萬元。他給母親買了一部手機,送了姐姐兩件新衣服,其余的錢存起來。后來,他和朋友合伙開了一家小店,周末偶爾幫著照看。
有副業的教師并不罕見。在一些網絡社交平臺,有幼兒園教師介紹“老師能做哪些副業”的經驗,有高中教師分享業余時間寫小說賺稿費的經歷,還有的說,自己假期去烤肉店兼職8小時,一天能掙100元。
胡永超不認為教學之余打工有什么可羞恥的。“我上班兢兢業業,上課一絲不茍,對得起學生。”他在農村長大,學生大部分是留守的孩子,他希望他們好好讀書,學會做人,長大能過想要的生活。他相信,“一個敬業的老師能塑造生命”。
“看到了嗎?老師在我這里擦地板”
那是一個很難被忘記的時刻。胡永超蹲在地上,用抹布擦凈餐廳走廊的地板。他注意到,不遠處,老板對別人說:“看到了嗎?老師在我這里擦地板。”
打工時,胡永超總要面對這樣的態度。聽說他是鄉村教師,常有同事驚訝,還有人流露出不屑的神情,“意思是我們又窮又沒前途”。
但胡永超喜歡這個職業。今年教師節,有學生送他一張畫,畫滿紅色桃心,寫著:“我知道我們才相處幾天,可是我知道你是一個好老師。” 他教的四年級學生還曾自發湊錢,請家長去鎮里買蛋糕,給他過生日。
有了這份價值感,對于輕視,胡永超不太在意。假期打工時,他不跟同事隱瞞教師的身份,也會告訴招聘者自己是教師,只能干兩個月。
2016年暑假,胡永超在深圳推銷凈水器。同事叫他“小胡老師”,有人看到生僻字,會問他怎么念,他也不認識,被大家調侃,不識字還教語文。
胡永超那年20歲,身邊的同事大多比他還小。看到他們,“小胡老師”會想起學生們。某個夜晚,他和同事一起站在街上,聊天、看星星。平時“嘻嘻哈哈”的同事突然認真起來,說初中畢業后出來打拼,至今沒有積蓄,厭倦漂泊,但回家掙不到錢。最終,這個年輕人流露出對胡永超的羨慕,“你至少還有選擇”。
“小胡老師”馬上想到了學生——有的也是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了,他們可能找不到工作,可能前途渺茫。暑假結束,胡永超把同事的故事帶進了課堂,勸學生堅持讀書。
打工的日子充滿艱辛。2014年,胡永超實習結束,去杭州找暑假工,找了幾天也沒找到。朋友介紹他去西湖邊一家餐廳做服務員,他和同事負責8張餐桌,點菜、傳菜、倒茶、結賬、處理顧客各式各樣的臨時需求,還要提防逃單,從上午10點干到晚上10點,每天都“腰酸腿疼”。
胡永超還在廈門干過電話銷售,每天工作10個小時,打300多個電話,3個月賺了8000多元。2017年暑假,他如約抵達上海一家健身房,被告知場地還得裝修兩個月。他離開上海,去景德鎮開網約車,因為不熟悉路,總走錯,他主動給顧客退繞路的錢。他算了算,發現幾乎不賺錢,開了幾天就回老家了。
在胡永超看來,沒有輕松賺錢的兼職。剛當教師時,他嘗試運營公眾號,分享賺錢的方法、教書的趣事,每周更新,堅持一個月,只有300多人關注。
工作6年以來,作為教師的胡永超工資年收入增長近1萬元,他說還是缺錢。實際上,他本人對物質要求不高,每天在學校吃、住,只在換季時買兩套新衣服,但他想讓父母生活得好一點。有了女朋友后,買房壓力隨之而來。3年前,他花費十幾萬元買了一輛轎車,積蓄花去大半。
打工時,大多數情況下沒人關心他是誰,為什么來打工,所有人都為生計奔波。但胡永超打工不只為賺錢,他把自己想像成動漫電影《千與千尋》的主人公,每一次外出都是見識新的世界。之所以選擇到廈門和深圳兼職,也是為了去看海。
在外面待久了,胡永超也會期待新學期的到來,再見熟悉的面孔。有同事知道他要返回校園,曾請他吃飯,為他餞行。
“他們急需看到更大的世界”
回學校,胡永超要坐高鐵到鄱陽縣,再坐一個半小時客車。高樓漸漸遠去,柏油路變成水泥路,村子就到了。胡永超在一所九年制學校教書,三層教學樓外人影稀少,不時有雞、鴨、鵝路過,校門口有幾個小賣部,村民有時聚起來打牌,聲音嘈雜。
這學期,班里有26名學生,超過半數是留守兒童。據《2019年上饒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作為江西省第一人口大縣,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134.75萬人的鄱陽,約有26萬人外出務工。2020年5月,隸屬上饒的鄱陽縣退出國家貧困縣序列。
據胡永超介紹,在當地,經濟條件較好的父母會將孩子送去縣城讀書,村里的學生越來越少。胡永超先后在3所學校任教,班里學生最多時不超過30人。2017年秋季學期,他被派到本鄉鎮的一個教學點任校長,學校共有十幾名學生、3個年級、3位教師,其中兩位即將退休。
3個年級涉及7門主課,一天最忙時胡永超要上7堂課,中午和傍晚還要輔導學生。此外,他還要做學校的衛生員和安全員。
初到學校,胡永超發現兩層教學樓除一樓幾間教室外,其余地方堆滿垃圾,圍墻斷裂,教學樓的墻基被樟樹根侵入。他每天利用課余時間打掃教室,申請資金整修校園,清理樟樹。要將大樹拔出來,房子得重建,最終只能砍去枝干,保留根部。
校園整潔了,學生卻越來越少。胡永超到任的第三年,只剩三四名學生,教師也漸漸沒了熱情。
胡永超記得,教書第一年,他19歲,把自己當成學生的哥哥。學生沒吃飯,他買面包。有人生病,他帶去醫院,“什么都想給他們照顧好”。
那些孩子有時讓他想起童年時光。他上學時沒有手機,同學們燙發、打架,無所事事。“如今的小孩接觸更多信息,懂的比我們多,但也面臨更多誘惑。”據胡永超觀察,有些學生沉迷手機,家庭作業不能按時完成,回到學校無精打采。家長也很無奈——他們不在家,無論是完成功課還是日常生活,孩子都離不開手機。
胡永超覺得,比起城市里的孩子,農村孩子更害羞。在廈門,他看到同事的孩子、來旅游的孩子面對陌生人毫不膽怯,喜歡聊動漫、游戲等話題。他的學生則不擅長表露情感,表達對老師的認可時,會寫進日記本或者小卡片里。
他認為這群孩子急需看到更大的世界。有一次,他在教學點給三年級學生講課,提到“我們是中國人,要熱愛祖國”時,學生問他,中國是什么?他不由得有些驚訝,說中國是我們的國家。學生又問,國家是什么。胡永超又解釋國家概念,打開地圖,介紹人類歷史、國家的劃分。
“學校人少、交流少,他們回家后沒人陪伴,能接收的課外知識太少了。”后來,胡永超上課時會向學生介紹一些常識,幫助他們多認識世界。有些孩子缺乏管教,養成了不良習慣,有人偷東西,祖父母不僅不勸阻,還引以為豪。有的不遵守校園秩序和課堂紀律,還欺負同學。
接觸的學生越多,胡永超越意識到,問題學生背后都有問題家庭,“往往這些問題是教師無法解決的。”教師能做的,只是在他們成長的重要時刻,拉他們一把。
他班里一個男生,上三年級,上課不停地講話、提問、干擾甚至動手打同學,批評幾次也不管用。胡永超家訪得知,男孩母親改嫁,父親外出務工,家中只有祖父母和一個弟弟。因為男孩愛惹事,常有村民找到家里來,奶奶就當面教訓他。胡永超覺得,這孩子只是缺乏教導,就開始給他免費補習。
有一天,男孩的父親回家了。胡永超沒有留他補習,而是將他送到校門口。男孩高興地跨上了父親的摩托車,那位父親轉頭對胡永超說,孩子不聽話,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吧。“他還好,只是有些注意力不集中罷了。”胡永超說。
聽見這話,男孩轉過頭,眼里閃著光,對胡永超揮手說再見。自那天起,胡永超發現,男孩開始接納他,常圍著他問東問西,打人的次數顯著減少。
“站在他的角度,周圍沒有一個人喜歡他,可能我只是說了一句很普通的話,但我給了他一個異于常人的評價,也給了他希望。他可能感覺到我是來幫助他的。”胡永超說,“等你有了一個被你從本質上改變的學生,你就會找到這份工作的意義”。
相比分數,胡永超更注重“育人”。在深圳打工時,他在街頭看到一位穿著精致的姑娘遛狗,并用紙將寵物的糞便撿起來,覺得姑娘“很有素質”。后來,他常以這件事舉例,鼓勵學生做文明人:“以后你們一定會遇到這樣的時刻——不道德,不一定有人批評你,但內心堅守文明,往往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以勞動賺取收益,我不羞恥”
以前,胡永超也羨慕過身邊的人。和他一起長大的朋友,初中畢業就開始創業,如今網店的生意很好,收入頗高。也有同學考研成功,畢業后找到年薪20多萬元的工作,收入是他的4倍。
一位老教師跟胡永超談心,說當年教師地位很高,不愁娶老婆,在學校吃肉都吃膩了。但看一眼現在的工資,吃頓肉還有些心疼。因為收入低,胡永超所在學校的男老師不到四分之一。他的朋友在另一所村小任校長,是全校唯一的男性工作人員,搬運書柜時,找不到人幫忙,叫胡永超去搭把手。
2020年五一勞動節假期,四川通江一名中學教師利用放假時間兼職送外賣,引發網友熱議。有網友稱,教師如果天天想著如何增加收入,會影響教學。還有人表示支持,認為教師利用休息時間兼職賺錢無可厚非。
據媒體報道,這位教師后來迫于輿論壓力,辭掉了外賣工作。
在討論這起事件的網站論壇中,胡永超發言稱:“以勞動賺取收益,我不羞恥。”另一位自稱是鄉村教師的網友則寫道: “如果教師工資足夠高,誰愿意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去送外賣呢?”
2015年6月,教育部印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違反規定的在職中小學教師,視情節輕重,分別給予批評教育、誡勉談話、責令檢查、通報批評直至相應的行政處分。
同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提出要提高鄉村教師生活待遇,重點向村小和教學點傾斜、向條件艱苦地區傾斜,增強鄉村教師職業榮譽感。
2019年年末,教育部出臺政策,明確2020年要把“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作為督導檢查重點。2021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新余市副市長陳文華建議,這個拉平收入的目標“應該固化并形成長效機制”。
除了提高收入,胡永超希望減少“非教學”工作。基層教師不少身兼數職,有的當會計,有的當教導員,處理行政工作。剛工作那會,胡永超除了教學,還要負責每天給100多名學生發放面包、水果等“營養午餐”,并進行信息登記。在教學點任校長時,他要處理學校各類表格、文件,負責本校信息系統的日常管理。
“一些工作非常煩瑣,老師的工作重心無法集中在教學上。能夠一心一意撲在教育上只管提升自己水平的老師,猶如一個可以自由追求夢想的富二代。”胡永超總結近幾年的工作感受。
“教師的工作時間沒有得到充分保障。占用教師工作時間的工作,并非全是教育教學工作。” 2021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建議,教育主管部門減少學校與教育無關的工作,大幅度削減部門攤派任務,減少非教育教學直接相關的任務,保障教師的發展時間和空間。
“你總是可以聽到為教師減負的提議,但很遺憾還未完全落實。”胡永超感嘆,“我自己窮我清楚,我是社會底層我也清楚,待在這里,要是沒點信念,是不可能像我一樣每天窮開心的。”
有時候,他感覺生活枯燥,會在夜晚開車去山路上兜風。他希望今年暑假,投資的店鋪經營順利,收入讓他買得起房子。
胡永超看中的房子在景德鎮,離他所在的村子半小時車程,商品房均價每平方米8000元-1萬元。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供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